我儿子是哥伦拜恩校园事件的枪击者。这是我的故事。

苏·克莱伯德是迪伦·克莱伯德的母亲，迪伦是哥伦拜恩校园惨案两名枪击者之一，导致12名学生和1名教师死亡。她花费数年挖掘她家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尝试理解她曾经能做什么来让儿子远离暴力。在这个艰难的不和谐的演讲中，克莱伯德探讨了心理健康与暴力之间的交集，倡导家长和专业人士继续研究自杀和杀人思维之间的联系。

我最后一次听到我儿子的声音

是在他走出家门

去学校时

黑暗中他只说了一个字

“拜”。

那是1999年的4月20日。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在哥伦拜恩高中

我儿子迪伦和他的朋友埃里克

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老师

并且在他们两人自杀之前还造成20多人受伤。

13个无辜的人丧失了性命，

让深爱他们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另外有一些人受了伤，

有一个些人毁容或是终身残疾。

但是悲剧的深重程度

是无法仅仅通过死亡和受伤人数来衡量的

当时在学校里的人受到的心理伤害

是无法量化地体现出来的

对于参与救援或清理工作的人员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办法评估像哥伦拜恩事件的严重程度

特别当这件事可能会被

其他谋划暴行的枪击者当成范例

哥伦拜恩事件就像一个浪潮，

即便悲剧结束以后，

当地社区和整个社会
还需要通过很长一段时间

来理解这件事真实的影响力

我花了许多年的时间
才接受我儿子留下的一切

他用残忍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让我发现
这完全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人

在那之后有很多人问我，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儿子要枪杀别人？

你这是什么样的母亲？“

直到现在
我仍旧会问自己相同的问题

在枪击案前，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帮助我的孩子们懂得如何关心他人，

如何成为健康和有责任感的人

是我毕生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个惨剧让我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家长

正是缘于这种挫败感
让我今天站到了这里

除了他的父亲，

我曾是最了解和深爱迪伦的人

如果有任何人有机会知道那起枪杀案

那应该是我，不是吗？

但是我却一无所知。

今天，我就来分享自己

作为一个杀害他人的孩子的母亲的经历

在悲剧发生后的这些年里，
我梳理了记忆

试图弄明白
我作为家长的失败之处

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我无法给你们任何解决方案

我力所能及的

只有分享我从这件事中学到的东西

当我与那些在枪击案前不认识我的人谈话时

我面临着三个挑战

第一，当我走进这样一个房间，

我永远无法知道其中是否有人
因为我儿子的所作所为

正经历着丧亲之痛

我觉得我必须承担
由于我的家庭成员造成的痛苦

即便他已无法亲自偿还

因此，如果我的伤害对你造成过上海

我深表歉意

我面临的第二个挑战

是当我谈及我的儿子是自杀而亡的时候

我必须请求他人的理解
甚至是同情

在他过世两年以前

他的笔记本上有一页写着

他正在割伤自己

他说他很痛苦

希望用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直到他死后的数月才发现这些

当我谈及他是死于自杀时，

我并非想故意淡化他在生命尽头时
所展现出来的残忍恶意

我尝试理解

为什么他的自杀念想

最后变成了谋杀

在大量的阅读和与专家咨询后

我逐渐相信

他参与枪杀
并非源于他想杀人

而是因为他的求死的欲望

当我谈及我儿子的谋杀后自尽时
我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是心理健康－

不好意思－

我要谈论的是精神健康，

或者用更具体的说法
我更愿意称之为脑健康

同时，我想谈及的是暴力

我最后一件想做的事是消除

人们关于精神疾病的误解。

只有一小部分精神疾病患者

会对周围人产生暴力行为

但是据估计
对于自杀而亡的人

有75%到甚至超过90%的人

都会被诊断出
患有某种程度的精神疾病

众所周知

我们的精神健康康复系统
并不能帮助每一个人

也不是每一个有破坏性思想的人

都完全符合

某些病症诊断的特定标准

很多人正经受着无休止的

恐惧，愤怒，或是无助

却永远无法得到诊断或治疗。

太多时候，只有当这些人发生行为
危机时才能得到我们的注意

如果估计准确的话

在1%到2%的自杀事件中

都会涉及到谋杀另一个人

当自杀率上升时
牵扯到的人数也同样上升，

谋杀后的自杀率也同样会上升

我想知道在迪伦死之前
他到底在想什么

所以我想要从其他自杀幸存者中寻求答案

我除了研究外
还志愿参加里协助筹款活动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会和那些在曾经经历自杀危机

或曾试图自杀的幸存者聊天

其中最让我受益匪浅的

是和我同事的一次谈话

她偶然听到我在办公室的

小隔间与其他人的谈话

她听到我说
如果迪伦能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很可能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之后，当她看我独自一人时

她因为无意听到我与他人的谈话向我道歉，

但同时也告诉我我错了

她说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

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时

她变得极度沮丧
只有住院才能确保她的安全

当时，她相当肯定的是

如果她死了
孩子们将会过得更好

所以她计划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向我保证
母爱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纽带

她爱自己的孩子
远胜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但是因为她的疾病

她笃定没有她
孩子们会过得更好

她所说的
以及我从其他人那了解到的

是我们不能通过自杀的行为
做出所谓的

决定或是选择

这不能和我们在周六晚上
选择开哪辆车

或者去哪里的选择相提并论

当人们生活在一个
自杀率如此高的州

他们处于医疗急救的第四个阶段

他们的思维受损
也丧失了自我管理的能力

即便他们可以做出计划
以及逻辑性地行动

他们对真相的感知
已经被痛苦的过滤器扭曲

而这影响了他们
对于真实世界的解读

有些人非常善于隐藏这些状态

他们经常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

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个时刻
都曾会有自杀的想法

但是自杀念头持续在脑中萦绕

和设计死亡的方式

是病理学的症状，

就像许多疾病一样，

这种状况必须及时发现
并给予治疗

在生命结束以前

但是我儿子的死亡
并非纯粹的自杀

它还涉及到了大规模的谋杀

我想知道他的自杀念头
如何变成了杀人

但是相关的研究非常有限
这个问题同样也没有简单的答案

没错，他很可能不可自拔地沉浸于沮丧之中

他追求完美主义
做事偏向独立

因此他不太可能向他人寻求帮助

他在学校曾经历过导火索事件

这让他觉得自己
因遭到鄙视和羞辱而愤怒

他与一个和他一样
有着愤怒和被边缘化经历的男生

有着复杂的交情

这个男生心绪极度紊乱

具有极强的控制欲和杀人倾向

在他处于人生中最为异常

脆弱和不稳定的时期，

迪伦开始设法获取枪支

即便我们家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没想到一个17岁的男生
能如此轻而易地举买到枪支

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
而且是在不需要我的允许或了解的情况下

在过去的17年间
仍然发生了很多校园枪击事件

它还是如此轻易地发生

迪伦当天所作所为伤透了我的心

这痛苦就像创伤一样时常复发

它让我身心俱疲

在枪击案发生后两年后
我得了乳腺癌

再之后的两年
我开始出现精神问题

我沉浸在无尽的悲伤之中

我非常害怕自己会不小心遇到

被迪伦所杀害的人的家属

或者被媒体

被愤怒的民众谴责

我不敢看新闻，

不敢听到自己被称为糟糕透顶的家长
或者令人作呕之人

我开始患上急性焦虑发作的疾病

在枪击案发生后的第四年
我的急性焦虑症第一次发作

是在准备出席法庭作证

与受害家属面对面的时候

第二次发作是在枪击案后的第六年

当我第一次准备面对公众

做一场有关于谋杀后自尽的演讲时

两次发作都持续数周

急性焦虑症随时随地都能发作：

在五金用品店，在我的办公室里，

甚至当我在床上看书时

我的心绪
会忽然陷入恐惧的死循环中

不管我多么努力地尝试

让自己平静下来
说服自己脱离恐惧

也没有任何效果

我只感觉我的大脑要致我于死地

对恐惧本身的恐惧

吞噬了我所有的思绪

这是第一次我亲身感受到

心绪紊乱时的感觉

这也促使我
彻底成为脑健康的倡导者

通过治疗、药物和自我护理

生活最终会回归到

我们所认为的正轨

当我回顾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
早在事件发生的2年前

我儿子很可能
已经陷入了功能紊乱的漩涡

哪怕有一个人知道他需要帮助

知道如何帮助他

两年的时间是足够挽回这一切的

每次有人问我，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的时候

我就感觉心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

这种带着谴责的质问
直捣我心底的内疚感

不论我接受过多少治疗

我也永远无法做到不为所动

但同时我也学习到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爱

就能够阻止那些有自杀念想的人

对自己进行伤害

自杀将几乎不再发生

但是光有爱还不够，

自杀是如此普遍的一件事情

自杀是导致10岁到34岁的人群

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其中有15%的美国青少年

表示自己仅仅在去年

就有过自杀的计划

我意识到
不管我们如何坚信

自己可以了解所爱之人的想法和感受

实际上也无法感知或掌握他们的所思所感

每个人固执地相信
自己多少有些与众不同

我们爱的人
从未有过伤害自己

或者伤害他人的想法

这会让我们错过那些隐藏着的

本应轻易被发现的事实。

如果当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学会
原谅自己的不知情

没有正确地发问

或是没有使用合理的解决办法

我们应该常常假设

我们所爱之人也许正处在痛苦之中，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或者他们如何表现

我们必须全身心投入地倾听他们

不带丝毫批判

不提供任何解决方式

我知道我将一直背负着这个悲剧

这些悲剧会

充斥着我的余生

我知道在很多人心中，

我所失去的
无法与其他家庭的损失相提并论

我知道我内心的煎熬
并不会减轻他们一丝一毫的痛苦

我知道很多人甚至觉得
我都不配有痛苦的权利

唯一能做的仅仅是无尽的忏悔

最后我想说的是：

最可悲的事其实是
即便我们中最有洞察力和责任心的人

也可能无法提供帮助，

但是为了爱，

我们必须永不放弃

去了解那些未解之谜。

谢谢大家。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