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是科倫拜高中槍擊案兇手。這是我的故事。

蘇·克萊伯德是迪倫·克萊伯德的母親。迪倫為科倫拜高中槍擊屠殺案的兇手之一，殺了 12 名學生及 1 名老師。她花了幾年的時間挖出家庭生活的細節，試著了解她到底能做什麼，才能防止兒子的暴行。克萊伯德在這場非常艱難、令人動容的演講中，探討精神健康與暴力行為的交會點，並向家長及專業人士倡導，要繼續研討自殺念頭與謀殺念頭的關聯。

我最後一次聽到兒子的聲音，

是他走出大門

準備去學校的時候。

他在黑暗中大喊了一個字：

「掰！」

那天是 1999 年四月二十日。

後來那天早上在科倫拜高中，

我的兒子迪倫和他的朋友
艾瑞克在自殺之前，

殺害了十二名學生及一名老師

並傷了超過二十個人。

十三位無辜的人被殺，

留給他們摯愛的人悲慟與創傷。

其他受傷的人，

有的毀容或終身殘疾。

但這滔天巨難，

無法僅用傷亡的數字來衡量。

我們無法量化

當時在校的人，

或參與搶救及善後的人
所受到的心理傷害。

我們無法評估像科倫拜
這種慘劇的嚴重性，

特別是它之後成為

其他槍手起而效尤的藍圖。

科倫拜的事件就像一股浪潮，

在巨大的衝擊過後，

被影響的社區及社會要花好多年

才能理解這波衝擊的影響。

我花了好多年去試著
接受兒子遺留下來的慘劇。

他在結束生命前所做的殘酷行為，

讓我了解這不是我所認識的他。

在那之後有人問：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是什麼樣的母親？」

我至今仍問自己同樣的問題。

在槍擊案之前，
我以為自己是好媽媽。

協助我的孩子成為有愛心、

健康、負責任的大人，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這場悲劇讓我認為
自己是一位失敗的母親，

而這種失敗的感覺也是
我今天站在這裡的部分原因。

除了他父親之外，

我是最瞭解最愛迪倫的人。

如果有人能事先知道會發生什麼，

那個人應該是我，對吧？

但是我不知道。

今天，我在這裡分享

身為兇手的母親是什麼樣的感覺。

慘案過後的這些年，
我細細整理記憶，

試著搞清楚我哪裡做錯了，
導致我成為失敗的母親。

但是這個問題
卻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我不能給你任何解答。

我能做的

就是分享我所學到的事情。

當我對槍案發生前
不認識我的人演講時，

我面對三個挑戰。

第一，當我走進像這樣的演講廳，

我不知道在座是否有人
因為我兒的所作所為，

而經歷喪親之痛。

我覺得我有必要接受這種
因為我的家人而造成的痛苦，

即使他現在不能親自做這件事。

所以首先，若是我的兒子
造成你的痛苦，

我全心全意的在此致歉。

我的第二項挑戰，

是當我要說我兒子是自殺死的，

我必須請求大家的諒解甚至同情。

他過世前兩年，

他在筆記本的紙上寫著

他在割自己。

他說他很苦惱

而且想要找把槍了結自己。

我一直到他死後幾個月
才知道這件事情。

當我說他的死因是自殺時，

我不是在試著淡化
他在自我了結時顯示的殘酷。

我是在嘗試瞭解

他的自殺念頭

怎麼變成謀殺。

在讀了很多文章並跟專家交談後，

我開始相信

他參與這場槍擊案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想殺人，

而是他渴望著死去。

我談到兒子的「殺人後自盡」
所面臨的第三個挑戰，

是我在談心理健康──

抱歉──

是我在談心理健康，

我比較喜歡稱它為腦部健康，
因為這樣說起來更具體。

然而緊接著，我又在談暴力。

我最不想做的，
就是對精神疾病已有的成見

再添上一筆成見。

只有極少比例的精神疾病患者

對別人有暴力傾向，

但是那些自殺的人，

估計有 75%，甚至超過 90%

患有可被診斷出的精神問題。

你們都很清楚，

我們的精神健康照護系統
無法幫助每一個人，

而且不是每一個具破壞性思想的人

都符合

特定診療標準。

很多持續感覺

恐懼或生氣或無望的人，

從未經歷評估或治療。

常見的狀況是，我們在他們
出現行為危機時才會注意到他們。

如果估計是正確的，

約有百分之一或二的自殺事件中

會涉及謀殺另外一個人。

現在某些族群中，當自殺率升高時，

殺人後自盡的比率也跟著升高。

我想了解迪倫
死前腦中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我從自殺倖存者中尋找答案。

我做研究，也去當募款活動志工，

我一有機會，

就會跟自殺未遂的人交談。

其中一場極有幫助的交談，

是我的一位同事

在我的辦公室隔間

無意中聽見我跟別人的談話。

她聽到我說迪倫並不愛我，

因為他做了這麼可怕的事。

之後，當她發現沒人在我旁邊時，

她跟我道歉說她偷聽到那場對話，

然後跟我說我錯了。

她說她以前曾是年輕的單親媽媽，

並且有三個小孩，

她變得嚴重抑鬱，
且為了生命安全而住院。

那個時候，她很確信

如果她死了，她的小孩會過得更好，

所以她計畫要了結生命。

她跟我保證母愛是世上最強的聯繫，

她愛她的孩子超過世上任何東西，

但是因為她的病，

她確信沒有她他們會過得更好。

從她所說及我從其他人身上學到的，

是我們對所謂

自殺的決定或選擇，

跟我們選擇要開什麼車

或星期六晚上要去哪裡玩不一樣。

當某人處在極度想自殺的狀態，

他們就屬於美國
檢傷分類的「緊急」情況。

他們的思考受損，
並失去自我管理能力。

就算他們能制定計畫
並且依照邏輯行動，

他們對真相的感受會被痛苦扭曲，

並用痛苦的眼光看待現實。

有些人很會隱藏這種狀態，

而且他們通常
都有很好的理由這麼做。

很多人都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

但是持續不斷的自殺念頭，

並且策劃死亡方法

是一種病徵。

這就像許多疾病一樣，

我們必須在失去另一條生命前，

認出並治療這種狀況。

但是我兒子的死並非單純的自殺。

它還牽涉了屠殺。

我想知道他的自殺念頭
怎麼變成濫殺的念頭。

但是這方面的研究很少，
也沒有簡單的答案。

是的，他大概有持續性的憂鬱症。

他有完美主義及獨立自主的個性，

而這些使他不太可能
尋求別人的幫助。

他在學校經歷數個導火線事件，

讓他感到被貶低、受辱及憤怒。

而且他和另一個男生
有複雜的友誼關係，

這個同學會和他訴說
他感受到的憤怒及疏離感，

且這個同學受人厭

有控制慾並有殺人的傾向。

在這段他處於

極度脆弱狀態的期間，

迪倫有機會取得槍枝，

即使我們家從來沒有這種東西。

很顯然的，一位 17 歲男孩
非常容易購買槍枝，

無論合法或不合法，
都不需要我的同意或確認。

17 年過去了，這期間
又發生過許多起校園槍擊案，

購買槍枝仍然是件容易的事。

迪倫那天所做的事讓我心碎，

就像經歷創傷常常有的後果，

它使我身心俱疲。

槍案二年後，我得了乳癌，

再兩年之後，我開始出現精神問題。

除了源源不絕的悲痛，

我還非常害怕會碰到

被害人的家屬，

或是媒體或忿怒的老百姓來搭話。

我害怕打開新聞，

好怕聽到我被人叫成
可怕的母親或可憎的人。

我開始出現恐慌發作。

第一次發作是在槍案後第四年發生，

當時我準備要作證

並與被害人的家屬面對面的相見。

第二次發作是在槍擊案後第六年，

當時我準備要在研討會上

公開演說有關於殺人後自盡的事情。

兩次發作都持續幾個星期。

恐慌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發作：

在五金器材行、辦公室、

甚至在床上閱讀都會。

我的心會突然陷入一陣陣的恐懼，

無論我多努力嘗試

安撫自己或說服自己脫離恐懼，

我就是做不到。

這個感覺就像是
我的腦子要把我殺掉，

然後，對恐懼的恐懼

吞噬了我所有的思考。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有一個無法正常運作的頭腦
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也是促使我成為
腦部健康倡導者的時刻。

透過治療、藥物及自我護理，

生活終於回到

在當時的情況下能夠
稱為正常的狀態。

我回頭看過去發生的一切，

我可以看到我的兒子

在大概兩年的時間內急遽失能。

要是有人知道他需要幫助，

也知道怎麼幫忙他，

兩年其實是一段足夠的時間。

每次有人問我，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就像肚子被狠狠的揍了一拳。

這句話帶著指控，
狠狠的刺進我的罪惡感。

而無論我去做多少治療，

也無法完全抹去這個罪惡感。

但是我學到一點：

如果愛足以

讓某人打消自殺念頭，

不去傷害別人，

自殺就不容易發生了。

但是有愛還不夠，

而自殺也很普遍。

自殺是 10 歲到 34 歲的人

第二大死因。

而 15% 的美國青少年

表示在過去一年曾有自殺計畫。

我學到無論我們
多想相信我們做得到，

我們其實不知道或不能控制

所愛之人的思想及感覺，

而我們執著地相信自己跟別人不同，

我們所愛的人絕不會想傷害自己

或別人。

這會讓我們看不見

隱藏在光天化日下的事實。

如果最壞的情況真的發生了，

我們必須學習原諒自己不知道，

或沒有問到對的問題，

或沒有找到適合的治療方式。

我們應該假設某位

所愛的人可能正處在痛苦中，

不論他們說什麼

或表現出什麼。

我們應該用心聽，

但不要論斷，

也不要給予解決方法。

我知道我會帶著這個悲劇活下去，

帶著這些悲劇

渡過餘生。

我知道在許多人心中，

我失去的無法
跟其它家庭失去的比較。

我知道我的掙扎
也不能讓他們好過一點。

我知道有人甚至認為
我根本沒有痛苦的權利，

只有無窮無盡的懺悔。

最後我所認知到的是：

不幸的事實是，
我們就算再警覺再負責，

也有可能幫不上忙。

但是為了愛的緣故，

我們絕不可停止嘗試

去了解現實背後的未知情形。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