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揭发腐败

Peter Eigen 认为世上许多社会问题的起因都在政府和全球公司的系统性的、普遍的腐败。在这演讲里，Eigen描述他的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如何反攻这种现象的。

多么精彩的一段！

我刚刚还在害怕，午餐之后的演讲会不会是无精打采的。

但好像他给我们打了鸡血。

太好了。

最初我被邀请到这儿的时候

主题是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我今天想谈谈小型腐败

和大型腐败。

因为我一直研究腐败。

但看到你们，

在被那么多有趣的人们

激励之后，

我想换一个主题。

我会讲讲腐败

但同时并置

两类不同的东西。

一个是全球经济，

大型全球经济，

另一个是小型，局限的

传统政府和它们的国际机构

对经济的统治和塑造

能力。

有种不对称性

总是造就着一个

不及格的执政主体。

它在多方面做的很失败：

在腐败和环境破坏的领域里，

在女性和儿童的利用的领域里,

在气候变化的领域里,

在所有需要

能力来引入

政治到

在全球运转的经济的

领域里。

我觉得腐败，

和对腐败的斗争

和腐败带来的影响

应该是用来描述

失败的政治主体

其中一种最有趣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

国家行动者、机构，和全球组织覆盖的范围还不够广阔。

缺乏的还有长期在水平线上

为选民的短期目标奋斗

并处理短期选举的经历。

这些因素

很难让我们从当今的执政主体

期望一个更好的未来。

腐败大概是阐述

我理解的影响全球经济的

失败的内部执政的

最直接的方式。

让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以前是

内罗比，东非 世界银行的

主任。

那时候，我发现

腐败，大型的腐败，

那种体系的腐败，

破坏所有我们在做的东西。

所以，我渐渐

不只是抗腐败或保护

世界银行的工作

和我们自己的工程和程序

而我更在想，“我们需要

一个保护世界人民

防止腐败掠夺

的系统。”

当我着手这门工作，

我收到世界银行，法务部的

通知。

里头写着，“你不能做这个。

你干预了我们合作国家的内部事务。

世界银行执照不允许这个，

所以我要求你停止这门工作。”

同时，我又是

捐方会议的主席。

里头很多捐助者

都希望留在内罗比。

对，它在世界里不算安全

但他们还是想在那儿，因为其他的城市

更不怎么样。

在会议里，

我发现许多

代表北方供应商

而又是我们的顾客、政府、

赞助者

发起的项目

总是最糟糕

也是最先暴露这一点的

项目。

让我举一个例子：

一项大型的电力工程

花费3亿美元

被建在很脆弱

又很美丽的

西肯尼亚。

我们马上就能发现

这个项目其实没有任何经济效益：

它没有客户，没有人会从那购电，

没有人对灌溉工程感兴趣。

相反，我们知道这项目对

环境有极大危害：

它会破坏Samburu人，Turkana人

和一些游牧民依赖的

河岸森林。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没用、

具有破坏性、糟糕的工程。

国家可能会因它几亿元的耗资

而破产，

本来稀有的经济资源

也被它用光

导致像学校和医院更重要的建设

缺乏足够的资金。

我们都否决了这项工程，

没有一个

想跟它有挂钩，

但它却是第一项被执行的项目。

那些我们非常向往

都觉得不错的好工程

却花了几年时间来做

相关研究

并很多时候没有成功。

但糟糕的工程

对经济和环境

还有上千个需要重新定居的人

具有极大影响的工程

总是快速的

被银行，

供应商，

保险代理机构

合成，

它们也因

德国、爱马仕精英

与北方供应商

强大的联合

带来很多利润。

这些供应商

是我们最大的公司。

像我之前提过，

它们是全球市场的主宰者。

它们是世界的西门子，

来自法国、英国、日本

加拿大、德国，

它们也受到

大型腐败的系统性驱策。

我们谈的不是

5万美元

或10万美元，或百万美元。

我们谈的关系到

瑞士银行账户

列支敦斯登、

国务主任

国家高级官员的银行账户的1000万、2000万。

这是我看到的现实，

而它不是唯一这种性质的工程。

在非洲工作的那些年，

我目睹了

上百项同样的工程。

所以，我确信

这就是侵蚀这些国家的

经济的政治决策的系统性腐败，

也是给这些国家带来

悲惨、贫困、

冲突、暴力、

和绝望的

重要因素。

我们今天有

超过十亿的人都在最低贫困线，

全球超过十亿的人

没有干净的水资源，

这数据的两倍，

超过二十亿人，

缺少卫生设备，

妈妈和孩子

因此患病，

而每年都有一千万的

儿童死亡率，

包括5岁之前死亡的孩子。

这些起因，在很大的程度上，

都在大型腐败。

那么，为什么世界银行

不让我做这项工作？

我发现答案的时候已是在

做了激烈斗志并离开世界银行之后。

原因在于世界银行的成员

认为国外的贿赂是被接受的，

包括德国。

在德国，国外贿赂是允许的。

它甚至可以减免税款。

怪不得许多

在德国、

法国、英国、

斯堪的那维亚的国际操作员都经常贿赂。

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人。

这现象就是我所称的

失败的执政主体。

在我来到德国

并在柏林，Villa Borsig，

开始小型民间组织，

我们被告知，

“你们无法阻止我们德国出口商的贿赂行为，

因为那样我们会失去合同。

我们会输给法国人、

瑞典人、日本人。”

所以，这种囚徒困境论

导致一个

小公司，

一个出口公司，

很难开口说，“我们不会再持续

大公司已为习的灾难性的贿赂了。”

这就是我指的

失败的执政主体。

就算很强大的政府，

包括在德国的，

也不会说，

“我们不允许各大公司在海外贿赂。”

它们需要帮助，

而很多大公司

被这困境困扰着。

它们很多并不想贿赂。

很多德国公司

觉得它们在可观的价格

生产高品质产品，

所以已经有竞争力。

它们对贿赂

没有国际对手那么在行，

但它们的优势

被掩盖，

因为大型腐败

正在侵蚀全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

公民社会应付自如。

我们有小型民间组织，

透明国际组织。

它们开始琢磨

怎样逃脱囚徒困境。

我们想到了一个

集体行动的措施，

也就是召集各样的竞争对手

并解释告知，

如果它们

同时停止贿赂，

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长话短说，

我们最终

劝使德国，

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还有少数出口商，

在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赞助的会议中

签署了一个改变当地法律，

又定国际贿赂为罪行的

条约。

（掌声）

谢谢。那过程蛮有趣的。

那时，

我们跟各大公司面对面商谈。

在柏林的Aspen Institute on the Wannsee，

我们与20位大企业首脑组织会议。

我们跟他们讨论

如何解决国际贿赂。

我们在两年里

一共有三个会议。

我们的主席，Von Weizsicker，

还带领了第一个会议，

而去为那些

对与非政府组织的交涉不怎么熟悉的

企业家减少压力。

在第一个会议里，他们都说，

“我们做的根本就不是贿赂。这在这儿很正常。

这就是我们文化所要求的。

他们甚至欣赏这个。”

其实，Martin Walzer

到今都这么说。

所以很多人

都不认为我们有停止贿赂的必要。

但在第二个会议里，

他们承认他们从不会在

德国或英国

做那些在其他国家做的事。

大臣会承认这点。

最后一个会议里，

我们让他们在寄往Kohl政府的

信里签字，

要求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

在我理解，

这算是软实力，

因为我们成功劝说

他们与我们同行。

我们有长期观点。

我们要护卫

更远大，地理上更宽广的民众。

这是为什么法律变了。

这是为什么西门子现在出事了，

也是为什么MIN也陷入困境。

在有些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

没有得到恰当的执行。

民主社会

在阻碍这项工作。

比如在伦敦，

BAE逃脱了

腐败案件的审判。

Serious Fraud Office尝试

十年来每年

花费1亿英镑

来起诉一个国家的某名官员，

但他又花440亿英镑来购军事设备。

在这例子里，他们没有在英国起诉。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

这行为不受到关心安全的

英国公民的支持。

民主社会在逼迫，

它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不管在英国，

还是在没那么有秩序的

日本。

在德国，我们力推

联合国接下来的会议的

批准。

但我们德国坚决不同意。

为什么？因为这会转化

官员腐败为一个刑事责任。

在德国，

你不能贿赂公务员，

但可以贿赂一名代表。

在德国法律下，这是允许的，

国会议员也不想改变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不能签署有关国际贿赂的联合国会议。

德国是少数

传道诚信和拥有完善的政治体系的国家，

但它却不批准这个会议。

而多达160个国家

已在信上签字。

我要讲的时间不多了。

我得快点

做一些结论。

我觉得我们反抗腐败

成功的经验

可以被适用于

其他失败的执政主体。

现在，联合国

完全靠我们这边。

世界银行从Saulus变成了Paulus；

在Wolfensohn下，它们，我觉得，

变成了全球非常强大的反腐败机构。

多数大公司

现在完全确信

它们需要

实施对抗贿赂的

有力的政策。

这个举动变得可行了，

因为民主社会和公司

和政府联合，

一起来分析问题，

找到补救措施，

执行改革，

并且监测改革。

当然，如果民主社会的机构

想完成这些，

它们得先符合义务。

不是所有民主社会的机构可以承担责任。

三K党是个民间组织。

所有，我们必须得知道，

民主社会

需要自我成长。

它们需要

更透明的财务机制。

它们需要更积极的

民主制度。

我们还需要真正有能力的民主社会领导者。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柏林

创建了治理学校和民主社会中心。

因为我们相信

德国和欧洲的

教育和研究机构

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在

发展一个民主社会

或在培养民主社会的领导者。

从我自身经历中，我想说的是：

如果民主社会正确的

与其他主角协力--

特别是政体，

政府，和它们的国际机构，

还有大型国际领导者，

包括那些效忠于

社会企业责任的团体--

那么在这个

民主社会，

政府，和私营部门形成的

魔力三角里，

机遇在等着我们去创造更好的世界。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