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應享有美滿生活的機會，不是嗎？

期望在世界各地被前所未有地激發著，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智慧手機和網際網路── 然而，這些期望是會抓住機遇還是遭遇挫折？作為世界銀行集團總裁，金墉希望解決極端貧困，促進共同繁榮。他分享了該機構如何通過提高投資和降低發展風險等手段，來改善最貧困國家人民的健康和財務展望。

我想跟你們分享

我過去五年來的經歷。

那期間，我享受著特權：

到世界上許多貧窮的國家去旅行。

我走到哪都看得到的是，

一群孩子看著一隻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甚至對最貧窮的國家
也能產生重大影響。

我跟我的團隊說，你知道嗎，

我所看到的是世界各地期望的興起。

事實上，在我看來
這些期望有著趨同的現象。

並且，我請了一個經濟學家
團隊來對此做研究。

這是真的嗎？

世界各地的期望真的在趨於一致嗎？

所以他們檢視蓋洛普民意測驗
關於生活滿足度調查，

他們瞭解到的是如果你能上網，

你的滿意度會提高。

但另外一面要注意的是：

你的「參考收入」——

你把它作為衡量
自己收入高低的標準，

也會升高。

那麼，舉例來說，
如果國家的參考收入

與外界相比較

增加了 10% 的話，

那麼平均而言，

人民的收入必須上漲至少 5％，

才能保持和原來一樣水平的滿意度。

但是如果你屬於較低收入人群，
為了維持滿意度，

你的收入需要漲得更多才行——

如果參考收入漲 10％，

那自身收入或許要漲 20％ 。

所以隨著期望被激發，

根本的問題是：

會不會產生一種情況，

期望與機遇相結合，

你會獲得動力和經濟增長，

就像我出生的國家，
韓國，所發生的那樣？

或者，期望會遭遇挫折？

這真的值得關切，
因為從 2012 年到 2015 年，

恐怖事件增長了 74%，

受恐怖主義影響的
死亡人數上升了 150%。

現在，有 20 億人口，

生活條件是脆弱的、
充斥衝突與暴力，

到了 2030 年，預計
世界上超過 60% 的窮人

將會活在充斥著脆弱、
衝突與暴力的環境下。

為了滿足這些期望，
我們能做什麼？

為了滿足這些期望，

關於「我們該如何努力」，
是否有新的思維方式？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
我就非常擔心。

因為大家都能上網，
期望被激發，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每個人都能知道
其他人是如何生活的。

我們滿足這些期望的能力

也被激發、提升了嗎?

為了得到更多相關細節，

我想和你分享我自己的個人故事。

這不是我的母親，

但在朝鮮戰爭時期，

為了逃離首爾，

我的母親的確像這樣

揹著自己的妹妹，

走過一段路。

經過一連串奇蹟，

我的母親和父親都得到了
去紐約市的獎學金。

實際上，他們在紐約市相遇，
並在紐約市結婚。

我的父親也是一個難民。

19 歲時，他離開了
在韓國北方的家人，

逃過邊境，

再也看不到他的家人。

那時，他們結了婚並住在紐約，

我的父親是一個服務生，
在著名的派翠西亞莫非餐廳工作。

他們的期望被激發了。

他們明白了，在 1950 年代，
住在像紐約市這樣的地方

是什麼樣子。

我的哥哥出生後，他們回到韓國，

在我的印象中，我們當時
過著快樂祥和的生活，

但當時在韓國，

它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並且發生了政治動盪。

在門口外，總是有示威遊行，

學生抗議反對軍政府。

而當時，

世界銀行，
也就是我現在領導的組織，

對韓國方面的期望是非常低的。

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沒有來自國外的援助，

提供人們更多生活的必需品，
韓國將會很難生存下去。

實情就是韓國處於艱難的位置，

我的父母見識過在美國是如何生活。

他們在那裡結婚，生了我哥哥。

他們覺得，為了給我們一個機會，

能讓我們達到他們的期望，

我們不得不回到美國。

所以我們回來了。

首先我們去了達拉斯。

我的父親重讀他的牙醫學位。

然後我們又到處搬家，
最終在愛荷華州安定。

我們在愛荷華州長大。

在愛荷華，我們完成學業。

我去了高中，又上了大學。

然後有一天，
發生一件事讓我永生難忘，

我父親在我大學二年級
學年結束後來接我，

他正在開車載我回家，

他說：「吉姆，你的抱負是什麼？

你想學什麼？你想做什麼？」

我說：「爸爸，」——

我的母親其實是一個哲學家，
並給我們灌輸了很多關於

抗議和社會正義方面的想法，

於是我說：「爸爸，
我要去學習政治學與哲學，

我要成為政治運動的一部分。」

我父親，一名韓國牙醫，

慢慢地把車停在路邊——

（笑聲）

他回頭看著我，他說：

「吉姆，先成為一名醫生，
之後學什麽我都不會管你！」

（笑聲）

以前我講過同樣的故事，
聽眾大部分為亞洲人，

沒有人笑，他們只是點頭。

當然了。

（笑聲）

（鼓掌）

不幸的是，我父親去世時還很年輕，

30 年前，57 歲的時候，

正巧是我現在的這個年紀，

他過世的時候我正忙於
醫學課程和研究生課程——

實際上，為了實現我的抱負，
我選了醫學和人類學。

我在研究所雙修這兩個科目。

但是那時候呢，我遇到這兩個人，

奧菲利亞．達爾和保羅．法默。

而保羅和我在同一門課程中。

我們都是學醫學的，

並在同一時間
也在博士班攻讀人類學。

我們開始探討一些相當基本的問題。

對有幸能同時學習
醫學和人類學的人——

我出生於一個父母都是難民的家庭。

保羅是在佛羅里達沼澤地的
一輛廢棄巴士上長大的。

他喜歡稱自己為「白人中的垃圾。」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

我們說，

我們需要做什麼？

我們接受了這難以置信的菁英教育，

我們對這世界的責任的本質是什麼？

我們決定要組織一個機構。

它被稱為「健康夥伴」。

順便說一下，
這還被拍成了一部電影。

（掌聲）

他們製作了一部電影，
是一部很精彩的電影，

名字是「折轉那弧線。」
(Bending the Arc)

今年一月在日舞影展上映。

傑夫．史柯爾在這。

他是這部電影能出現的功臣之一。

我們開始思考：我們要怎樣才能

讓我們的期望能符合

世界上的貧窮社會所要的期望。

這是我 1988 年第一次訪問海地，

在 1988 年，我們闡述了一個宗旨：

在健康護理方面，

我們要優先為貧窮的人們著想。

我們在這上面花了很長時間，
並且我們是人類學博士。

我們一方面閱讀馬克思著作，
另一方面，也閲讀了

哈貝馬斯、費爾南．布勞岱爾。

我們當時讀了很多書，

並且我們對於如何組織我們的工作
這個問題得出了結論。

我們把它稱之為，「O for the P」，

即：關愛貧窮為先。

關於「愛貧為先」最重要的事情，

是這個理念「不代表」的東西。

它不是為了喚起
你自己的英雄主義感。

它也不是為了驗證

你那自認為能幫助窮人脫貧的想法。

它也不是給你所在的組織帶來利益。

所有的一切中，最難的是，

它所關照的，
不只是你所認為的窮人，

而是所有的窮人們。

所以你會怎麼做？

那麼從海地我們開始建設——

每個人都告訴我們：
成本效益高的方案就是

專注在接種疫苗或者供膳計劃上。

但海地人想要的，是醫院。

他們想要學校。

他們想提供機遇給他們的孩子，

他們從別人那裡聽說的機遇，
例如來自親戚，

以及去過美國的人。

他們想要機會，
如同我雙親享有的那樣。

我認可他們的想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做的。
我們建立醫院，

我們提供教育。

我們盡了一切努力
試圖提供機會給他們。

有些經歷真的很令人難忘，

像「健康夥伴」在祕魯
利馬北部的貧民窟──

卡拉瓦依略社區的行動。

在這個社區裡，

我們開始僅僅只是
到人家的家裡和人交談，

我們發現了一場爆發的疫情，
極為嚴重的多重耐藥性結核病。

這是馬奎斯。

馬奎斯當時是患者之一，
他大約 18 歲，

他患了一類非常難以醫治的
耐藥性結核病。

世界上所有的專家，全球健康專家，

都說治療耐藥性結核病
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它太複雜、太昂貴了。

你真的做不到。沒辦法完成。

除此之外，他們對我們很生氣，

因為這其中的隱藏含義是：

如果這可以做到，
我們早就把它解決了。

你以為自己有幾斤幾兩？

我們對抗的是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絕大部分的抗爭對象

是世界銀行集團。

現在，我們竭盡全力

說服馬奎斯按時服藥，

因為這真的很困難，

在治療期間，馬奎斯的家人
曾經不只一次說過：

「嘿，你知道，治療馬奎斯
真的很不符合成本效益。

你為什麽不去治療其他人呢？」

（笑聲）

我差不多 10 年沒見馬奎斯了，

而在幾年前，
我們在秘魯利馬的年會上

終於有機會見面，

製片人找到了他，

這是我們聚在一起的樣子。

（掌聲）

他儼然成為一個媒體明星，
因為他去了電影首映會，

他現在學會了如何取悅觀眾。

（笑聲）

但是，一旦我們贏了——

我們的確贏了。
我們在爭論中勝出了。

你應該治療多重耐藥結核病——

在二十世紀初期，關於愛滋病，
我們也聽到同樣的論調：

世界上所有頂尖的醫療人員都說，

在貧窮國家治療愛滋病是不可能的。

太昂貴了、太複雜了，你做不到。

但是，與耐藥結核病的治療相比，

它實際上更容易。

我們看到像這樣的病人。

約瑟夫 · 尚恩。

不用說，治療約瑟夫 · 尚恩
也不符合成本效益。

幾個月的藥物治療之後，
這就是他的樣子。

（掌聲）

我們把這稱之為
愛滋病治療的拉撒路效應。

約瑟琳來找我們時看起來像這樣。

這就是她幾個月後的樣子。

（掌聲）

我們認為，我們的爭論、
我們的對抗，

是針對那些不斷說著
「這不符合成本效益」的組織團體。

我們表示：不是這樣的。

「關愛貧窮為先」要求我們
激起我們的期望，

去滿足貧困人們的期望。

他們說，那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但它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

所以，就像我們以一種學究的方式
運營「健康夥伴」一樣，

我們寫了一本書來反對──
說穿了就是，世界銀行集團。

書裡寫道，因為世界銀行集團

已經花費如此多精力在經濟增長上，

並說政府不得不縮減預算，

減少在健康、教育
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

我們認為這是根本性的錯誤。

我們為此和世界銀行爭論。

然後發生了一件瘋狂的事情。

歐巴馬總統提名我
擔任世界銀行總裁。

（掌聲）

在與歐巴馬總統團隊的審查過程中，

他們拿著我們寫的「渴望增長」，
他們每一頁都讀過了。

我說：「好的，就這樣，對吧？

你們會剔除我，對吧？」

他說：「哦，不、不、沒關係。」

而且我被提名，

我在 2012 年 7 月，
走進世界銀行集團的門，

牆上還有聲明：「我們的夢想
是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

幾個月後，我們真的把它
當成了一個目標：

2030 年前結束極端貧困，

促進共同繁榮。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世界銀行所做的。

我覺得我已經把
「關愛貧窮為先」理念

帶到了世界銀行集團。

（掌聲）

但這是 TED 講臺，

所以我想和你們
分享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

然後提出建議。

第四次工業革命，

現在，在座各位比我厲害的人很多，

但這是讓我覺得急需關切的事。

當我們聽到失業，大家都聽說過。

我們的數據向我們指出，
三分之二的工作崗位，

目前在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工作崗位，

將會因為自動化而消失。

你必須填補這些消失的工作。

有一個方法能彌補這些消失的工作，

就是讓社區衛生工作者
成為正式的勞動力。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

（掌聲）

我們認為這方法會有效，

隨著健康結果越來越好，
隨著人們有正式工作，

我們將能夠利用
你加入的軟技能訓練方法

來訓練他們，

讓他們成為能產生巨大
影響的工作者，

這可能是一個發展最快的領域。

但這裡還有另一件事困擾我：

現在對我來說，這一點似乎
再清楚不過：未來的工作方向，

將會更加高科技數位化，

但在有些地方，
面臨著兒童發育不良的危機。

與我們分享這些照片的
是查爾斯．納爾遜，

來自哈佛醫學院。

這些照片所展示的是，在左邊，

是一個三個月大、發育不良的嬰兒：

營養不足，沒有足夠的生理刺激。

在另一邊，是一個正常的孩子，

正常的孩子具有
所有這些神經元連接。

神經元的連接很重要，

因為那就是人力資本的定義。

現在，我們知道我們
可以降低這些機率。

我們可以很快地減少
世界上兒童發育不良的機率，

如果我們不行動，舉印度為例，
38％ 的兒童發育遲緩，

他們在未來的經濟社會中
要怎樣去同別人競爭？

有四成不能在教育上取得成功，

我們當然也擔心
他們不能在經濟上取得成功，

那麼這些人並不能
幫助國家實現整體的發展。

但現在，我們要做什麼?

全球經濟的規模達到了 78 兆美元。

8.55 兆美元是投資在負利率債券。

這意味著，你往德國中央銀行存錢，

然後你付錢給他們
讓他們來保管你的錢。

這就是負利率債券。

24.4 兆美元投資在
獲利極低的政府債券。

8 兆元握在富人手中，

藏在他們非常大的床墊下。

我們正在努力做的，
是用我們自己的工具——

現在再讓我做個學究，就幾秒──

我們在說第一損失風險債務工具，

我們在說去風險化、公益金融，

我們在說政治風險保險，

信用增強——

這些是我在世界銀行學到的東西，

而富人每天都在
用這些使自己更富有，

但我們還沒有完全積極地
為貧困的人們著想，

把這個資本帶給他們。

（掌聲）

那麼這個怎樣運作呢?

你真的可以讓一家
私營企業進入一個國家，

真的把事情做成嗎？

嗯，我們已經有好幾次經驗了。

這是尚比亞太陽能專案
「Scaling Solar」。

這是來自世界銀行的一個完整方案。

我們參與進來，
把所有你頭疼的問題都解決了，

來吸引私營部門投資者。

在這種情況下，
尚比亞地區電力的成本，

開始是每度 25 美分，

而通過做些小事，例如做拍賣，

改變一些政策，

我們就能夠降低成本。

在尚比亞，最低的標

還是每度 25 美分嗎？

不，最低標為每度 4.7 美分。
這是可能的。

（掌聲）

但還是聽聽我的建議。

這是來自一個叫
Zipline （飛索）的小組，

一個很酷的公司，
他們其實是火箭科學家。

他們探究明白了如何在
盧安達使用無人遙控飛機。

這是我在盧安達發射一架無人機，

它能在不到一個小時內，

去國內的任何地方遞送血液。

所以我們拯救了生命，

這個計畫拯救了生命──

（掌聲）

這個計畫為「飛索」賺了錢，

這個計畫也省了
盧安達了大筆的金錢。

這就是我們需要的，
我們需要與你們所有人的合作。

我想請你，用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思考你正在從事的技術，

你開的公司，你做的設計。

想一下，和我們合作，

看看我們能否提出這些
非凡的雙贏解決方案。

我要告訴你最後一個故事。

我在坦尚尼亞的一間教室裡，

這是我和一群 11 歲的孩子們
在教室裡的樣子。

我像往常一樣問他們，

你長大後想成為什麼？

兩個孩子舉手說：

「我想當世界銀行的總裁。」

（笑聲）

就像你們一樣，我自己的團隊、
他們的老師都笑了起來。

但是我阻止了他們。

我說：「看，我想告訴你一個故事。

當我在南韓出生時，這是它的樣子。

我來自這兒。

當我三歲的時候，

在幼兒園，

我認為喬治 · 戴維 · 伍茲，
當時的世界銀行總裁，

如果他當天訪問韓國，
來到我的教室，

他絶不會想到，

未來的世界銀行的總裁，

就坐在那個教室裡。

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

你做不了世界銀行的總裁。」

現在──謝謝大家。

（掌聲）

讓我送給大家一個想法。

我出生的國家，
曾經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現在，我是世界銀行總裁。

我不能、也絶不會過河拆橋、
讓貧苦的孩子無法實現夢想。

現在情況很緊急。

期望正在被激發著。

夢想正在被點亮，無處不在。

在座的各位，和我們一起工作吧。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找到更多
像「飛索」這樣的解決方案，

並幫助窮人大幅跨越，
進入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但只有我們團結一致，才可能成功。

未來的「你們」──
尤其是為了你們的孩子──

未來的你們

將取決於我們給予了
多少關懷及同情心，

以確保未來的「我們」
能為世界上的每一個孩子

提供平等的機會。

非常感謝各位。

（掌聲）

謝謝、謝謝、謝謝。

（掌聲）

克里斯·安德森：「你似乎在想，

聽到來自世界銀行總裁這樣的演講，

人們會很驚訝。

這很酷。

我鼓勵你讓你的建議
聽起來更加具體一些。

在這個房間裡，
有很多投資者與企業家。

你將如何與他們合作？
你的建議是甚麼？

金墉：我可以再學究一下嗎？
就一秒鐘。

克：學究一下。當然的。
金：所以這是我們所做的。

舉個例子，保險公司從來不投資在
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

因為不能承擔風險。

他們拿著支付保險費用人的錢。

所以我們所做的就是，

一家瑞典國際開發協會
給了我們一點點錢，

我們出去並籌集到了
更多一點的錢，一億美元，

我們實行了第一損失，
意思是說如果這件事情沒有成功，

我們只需吃下 10％ 的損失，

其他部分都會是安全的。

這樣創造了一個占總量
90％ 的資金塊、份額，

達到了 3B 的投資級別，
所以保險公司可以進行投資。

對我們來說，我們在做的就是
拿出我們的公共資金

並使用它來降低特定的
金融工具的風險，

讓人們從外界加入進來。

所以你們這些
坐擁數萬億美元現金的人，

加入我們，好嗎?

（笑聲）

克里斯：你專門在尋找的，

是關於在發展中國家
創造就業機會的投資建議。

金墉：當然的，絕對是這樣。

所以舉一個例，這些將會
進入基礎設施中，為我們帶來能源，

建設道路、橋樑、港口等。

這些東西是創造就業機會所必需的，

而我們說的也是：

你可能會認為
你正在從事的這項技術，

或者你正在開展的業務，

在發展中國家中可能沒有用途，

但看看飛索這個例子。

而飛索的成功，

不只是因為技術卓越，

也是因為他們很早與盧安達人
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並使用了人工智慧──

這值得一提，
盧安達有很好的寬頻網路──

這些無人機能完全自主飛行。

所以我們會幫助你做到這樣的事。
我們會幫忙做介紹。

我們甚至會提供融資。
我們會幫助你。

克里斯：世界銀行願意部屬多少資本

來支持這些行動？

金墉：克里斯，
你總是讓我好難做人。

克里斯：我就是來找碴的。
金墉：所以這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現在每年投資給
貧窮國家 250 億美元，

是那些最貧窮的國家。

當我們在未來三年裡投資，

一年 250 億美元，

我們必須和你一起思考，

如何更有效地使用這筆錢。

所以我不能給你一個具體的數字。
它取決於各個方案的品質。

所以給我們你的方案，

我不認為融資會是問題。

克里斯：好的，
我們都聽到他說的了。

吉姆，非常感謝。

金墉：謝謝、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