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大学刚毕业， 进入一家咨询公司工作。 领导在新员工培训时给了很多建议。 其中有一条建议我一直都记得。 他告诉我们，“服从管理。” 考虑到我当时的幼稚程度， 我深深的记了下来。 我告诉自己， “是的，我会成为团队中最好的队友。 我会做任何分给我的事情。 我会服从管理。” 我一直如此认为，直到 我开始念研究生的时候， 我身临其境的目睹了在密西根州 福林市饮用水危机中 科学家和工程师犯下的罪行， 我才意识到这个想法到底 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而这个想法又是如此普遍。 明确一下： 福林市饮用水危机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为臭名昭著的 环境污染事件。 长达18个月， 包括上千儿童的十万居民， 他们的饮用水中的 铅浓度严重超标。 铅具有神经毒性， 能够引起认知和发育障碍， 对于胎儿和小孩子 尤其有害。 我们早在罗马帝国时代 就知道铅的危害。 在一次全市范围的疾病中， 共有12人死于拉基氏病。 福林市的供水设施—— 复杂的地下管网—— 已经损毁严重。 虽然水质在缓慢改善， 并且很多管道都在被更换， 在两年多之后， 那里的自来水依然不能安全饮用。 所以，人们依然很震惊。 他们问自己， “这究竟怎么发生的？” 长话短说，原因是密西根州长 任命了一名临时管理者， 这位管理者为了省钱， 将福林市水源改为从 当地河流取水。 但是问题之所以持续这么久 是因为服务于密西根州和联邦政府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 并没有按照联邦规范正确 做好饮用水处理。 更气人的是， 他们故意的欺骗法律， 并合谋掩盖真相。 他们嘲笑寻求帮助的民众， 公开地坚持那些从自来水龙头里 流出来的棕色发臭的水 喝着没事。 当地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 整个系统都失效了 无法保护居民的利益， 导致整个城市居民 只能自我保护。 现在，面对这样的不公正， 福林市居民开始团结起来。 其中福林市的有一些女性—— 那些关心自己孩子健康的母亲—— 团结起来，建立了很多草根联盟， 她们开始举行示威抗议， 要求改变。 这些组织同样也积极寻求 外部科学家的帮助， 但是回应者很少。 有一位叫 Miguel Del Toral 的 科学家， 他是美国EPA（环境保护局）的 一位水资源专家 他实际上写了这份科学备忘 并将它提交给了密西根和联邦政府 希望引起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他被贴上“游手好闲的员工”的标签， 并噤声了。 通过与福林市居民的合作， 我们在（密西根）技术学院的 研究团队， 在 Marc Edwards 教授带领下的 学生和科学家团体， 在全市范围进行了测试 证明了福林市的饮用水 确实被污染了， 在某些家庭甚至达到毒害级。 我们证实了福林市居民呐喊了 好几个月的事情， 并且放在了互联网上 让全世界看见。 现在，当我参与其中时， 当我答应加入时， 我其实不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什么。 但是这次旅程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被证明是值得的。 这是在公共服务中的科学。 这是我之所以来念研究生的目的， 这也是我愿意毕生投入的领域。 所以这个联盟—— 这个少见的由公民、牧师、记者 和科学家组成的联盟—— 聚集起来揭开真相，利用科学知识， 辩论技术和行动主义。 一位当地儿科医生指出 在福林饮用水危机中福林市 儿童铅中毒病例 数量出现了翻番。 之后密西根州被迫承认问题存在 并采取手段纠正这个问题。 这个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起 让福林的孩子得到保护。 几个月后， 奥巴马总统介入此事，并投入了 联邦紧急救助基金， 如今福林市已经获得了 六亿美元 用于医疗、营养、教育 以及供水设施的大修费用。 然而，那些为政府机构工作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 表现出的对公共健康事务的 傲慢和冷漠无情 难以置信。 在这些组织中，不健康的文化 在溃烂和化脓， 他们更多的关注开监管会议 检查收件箱 而不是保护公众健康， 令人震惊。 看看这封EPA的雇员写的邮件， 里面说， “我不确定福林市这个社区 我们是否想帮助。” 这种对整个社区居民非人化的态度 再明显不过。 现在，在我的观点中，工程界的 第一信条， 应该被修改为第一人性定律： “为了公共领域的健康、安全和福祉。” 超越其它任何考量。 这是希波克拉底誓词， 我们很少人知道， 更不要说接受了。 所以当科学家和工程师， 就像是医生一样， 搞砸事情时， 有人会因此受伤—— 甚至死掉。 如果我们的专业人士，甚至 学生没有能够做到， 社会就会付出巨大代价。 我非常赞赏一位已经被历史 深深掩埋的角色—— 一位叫 Peter Palchinsky 的工程师。 他生活在苏联时代。 Palchinsky 不断地因为自己 极端的诚实 并不断指出苏联盲目工业化过程中 存在的主要缺陷 而给自己惹来麻烦。 每个人都被要求服从上级命令。 任何人提出质疑或提供建议都是不被欢迎的。 苏联构建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 工程师团队， 然而绝大部分都不过是这个走向毁灭的 巨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 但 Palchinsky 不同，他乞求工程师 考虑他们的决定对于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影响； 也就是更加的公众导向。 他勇敢理性的声音被视为威胁， 威胁了政治格局， 斯大林在1929年处死了他。 Palchinsky 对于技术专家的观点 跟当前依然非常流行和普遍的观点 非常的不同—— 想象一位心平气和地研究人员 在象牙塔中做研究， 或一位古怪的工程师 摆弄他的试管。 这毫无疑问是睿智的， 但是却跟这个世界割裂了， 没有什么情感—— 就像是星际迷航中的 Spock，对么？ 那个家伙。 （笑声） 让我们尝试想 Spock 致敬。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功…… 看，我不是 Spock。 谢天谢地我我做不了 Spock。 （笑声）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差别 是因为最近一篇文章 刊登在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学期刊， 评价我们在福林市的工作是 “青年理想主义”， 以及“好莱坞戏剧式敏感”。 它号召科学家不惜一切代价， 不管原因是否正义， 保护他们的研究经费和机构。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必要介入 一些事件， 即使非常紧急， 先尝试找一个活动团体或 NGO， 然后获得学术团体的完全支持—— 且不论完全支持是什么意思—— 然后在考虑介入。 没有人提到我们在精神上 和作为专业人士的责任 去避免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没人提到我们有专业技能， 资源，甚至有些人有终身教职， 去实现这个任务。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科学家 都需要成为活动家。 公开发表观点有时候会带来 非常痛苦的结果。 但是仅仅为了保护你的研究经费， 或者仅仅因为你己的胆小， 而非常绝对地否定这个观点， 我们希望传递给我们学生的 一定不是这样的思想。 而你可能会想， ”好吧，听起来很棒，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改变 组织的文化， 或在学生和教授的脑子里 植入这样的观念 将他们的工作视为公众利益—— 为了大众服务的科学。” 或许吧。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 我们训练学生的方法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你仔细想想， 我们的教育系统现在 更加注重培养 前耶鲁教授 Bill Deresiewicz 说的“优秀的绵羊”—— 聪明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 同时厌恶风险、胆小、没有方向， 而且，有时，只想着自己。 现在，孩子们 … 你知道， 我们在小时候沉迷于科学， 却不知为何在高中和大学 花费大部分时间 只是在往上爬， 做一些能够美化我们简历的事情， 忘记了坐下来， 思考我们到底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成为的人。 而且， 过去二十年来我们的 高校研究生中 认为自己富有同情心的人 大幅度减少， 而具有自恋表现的比例在上升。 与此同时工程专业学生和大众之间的 关联在进一步疏远。 我们训练学生构建桥梁， 解决复杂问题， 却没有传授他们，如果作为一名 公民生活和思考。 我的本科生活就是明明确确的 找工作的准备期， 我无法告诉你这个过程中有时会 多么痛苦和令人窒息。 然后， 有人可能会觉得培养伟大的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方法 是更多的技术训练。 或许吧。 但是也需要这样的讨论，例如 涉及伦理的决策， 或性格角色的塑造， 或者区分对错的能力？ 来看看我非常喜爱和欣赏的 一个项目。 名字叫“英雄主义想象力计划。” 老顽童 Phil Zimbardo 博士， 著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设计者， 这项计划训练全球范围的 适龄儿童 将自己视为蓄势待发的英雄， 或正接受培训的英雄。 所以，这些年轻的思想，不断地 磨练自己的意志和技能， 等待机会的到来， 不管是什么样的机会， 都会挺身而出，做正确的事。 换句话说， 人人皆是英雄。 停下来回味一下这个想法。 为什么我们不在科学和工程教育中 引入这样的方法—— 英雄注意和公众服务被视为 核心利益， 因为确实地，英雄主义 不仅是对公众冷漠的解毒剂， 也是对抗福林市那样系统性的 罪恶的解毒剂。 所以，跟我一起梦想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可能成为的样子： 那些掌握科学技能的个人 能够服务社会大众， 同时也能够 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决策的重要； 这些人能够持续不断地 发展自己的精神勇气， 并且意识到冲突和争议 并不一定是坏事 如果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了 地球和人类的福祉。 这些人会像福林事件中的我们 一样挺身而出—— 不是媒体中的救世主或英雄形象， 而是你我能够信任的那种 利他主义的好人。 想象一下培养公共利益导向的 思维模式， 在课堂里、在服务过程中、 在活动中、 在大学里、甚至在高中， 那么这些年轻的思想就可能 在进入社会时， 保持这种思维方式， 不管是做咨询，学术，决策—— 甚至成为国家的总统。 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人类 最伟大的挑战； 饮用水污染仅仅是 其中一例。 我们绝对可以使用更多—— 不，我们急迫的需要更多—— 充满激情的杰出的人 以及关心公众利益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 他们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并且不容易被管理住。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