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說我背叛了自己的職業，
我應該被炒魷魚，
我的醫師執照應被吊銷，
甚至要我回到我自己的國家去。
我的電子信箱被駭。
在另一個醫生論壇裡，
有人聲稱他「推特轟炸」我的帳號。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好還是壞，
後來卻看到回覆說：
「真可惜那不是真的炸彈」。
我從來沒想到
我做的事會激起其他醫生
這種程度的仇恨。
成為醫生是我的夢想。
我在中國大陸長大，
我最早的兒時記憶就是被緊急送醫，
因為我有很嚴重的氣喘， 幾乎每週都去醫院。
當時一直照顧我的是山姆醫生，
她大概和我的母親一樣大。
披著一頭很亂的捲髮，
她總是穿著鮮黃印花的洋裝。
她這種醫生就是
如果你摔倒斷了手臂，
她會問你為何不笑呢？
因為那是你的肱骨（英文與幽默同音）。 明白嗎？
你在痛苦呻吟，
但她總能讓你見到她之後 覺得舒服一點。
我們都有兒時崇拜的英雄，
希望長大後成為那樣的人，對吧？
我從小就想成為山姆醫生那樣。
八歲時我隨父母搬到美國，
我們的生活和典型的移民一樣。
父母靠打掃飯店房間、 做洗碗工和為人加油賺錢，
讓我可以追求我的夢想。
後來我學了夠多的英語，
在我進入醫學院 為治療和服務宣誓那天，
我的父母非常開心。
但有一天，一切都改變了。
媽媽打電話告訴我她覺得很不舒服，
咳嗽咳很久都不會好， 而且呼吸困難又疲憊。
我知道媽媽是那種 從不抱怨任何事的人。
當她告訴我這些身體的不適時，
我就覺得這件事很不妙。
結果也是如此：
我們發現她是乳癌第四期，
那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 她的肺、骨頭和腦部。
我媽媽當時還是很勇敢並懷抱希望。
她經歷了手術和放射治療，
然後在做第三階段的化療時，
她找不到她的通訊錄。
她試著在網路上找腫瘤醫生的電話，
她找到了，但她也找到了其他東西。
在一些網站上，
她的醫生被列為 一家製藥公司的高薪發言人，
而且他其實常代言
他開給她的化療方案。
她驚慌地打電話給我，
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也許這個化療方案對她來說是對的，
但也可能不是對的。
這讓她感到恐懼和懷疑。
當涉及到藥物時，
信任是必須的，
但當信任消失後，剩下的只有恐懼。
這個恐懼還有另外一面。
當我還是醫學院學生的時候，
我照顧一位 19 歲的年輕人，
他在騎腳踏車回宿舍時
被一輛休旅車撞倒，
並輾了過去。
他的七根肋骨骨折，
臀骨粉碎，
他當時腹部和顱內都在出血。
現在，你想像他的父母
從兩千多英里外的西雅圖坐飛機過來，
看到他們的兒子仍然昏迷。
你一定想知道他現在是什麼狀況吧？
他們請求參與我們的病房巡視，
那時我們會討論 病人的現況和處理方案，
我認為這是很合理的請求，
並且也給我們機會
展示我們是多麼努力和關心。
然而主治醫生卻拒絕了，
他列出了各種理由，
例如他們會妨礙護士工作、
或許他們會阻止實習醫師提問。
他甚至說：
「如果他們看到我們出差錯， 起訴我們怎麼辦？」
我看到在每個藉口背後 是深深的恐懼，
因此我學到：要成為醫生，
我們要穿上白袍，
築起一道牆，把自己藏在牆後。
其實在醫療界有一個隱藏的 「傳染病」。
當然，病人就醫時總是心存恐懼。
想像你因腹部劇痛而醒來，
你去醫院看病，
你躺在這個奇怪的地方， 你在醫院的病床上，
你穿著單薄的病服，
陌生人們過來對你又戳又刺。
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你甚至不知道會不會拿到 30 分鐘前要的毛毯。
然而害怕的不只是病人；
醫生其實也害怕。
我們害怕病人發現我們的真面目，
並且洞悉醫療的真相。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穿上白袍，將自己藏在後面。
當然，我們藏得越多，
就越多人好奇我們究竟在隱藏什麼。
過多的恐懼演變為 不信任和不良的醫療處置。
我們現在不只是害怕生病，
我們也患了恐懼症。
我們能在病人所需和醫生所為之間的斷層 搭起橋樑嗎？
我們能克服恐懼症嗎？
讓我換個方式提問：
如果隱藏不是正確的答案時，
假如我們反其道而行，會怎麼樣呢？
如果醫生變成必須對病人完全透明， 會怎麼樣呢？
去年秋天，我做了一項實地調查，
為了了解關於醫療 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麼。
我不想只研究醫院裡病人的想法，
而是一般常人的想法。
所以我的兩個學生── 蘇哈維．塔克和勞拉．約翰，
直接到街上做調查，
他們去了銀行、咖啡館、老人活動中心、
中餐館和火車站。
你猜他們發現了什麼？
當我們問民眾：
「對於你的醫療， 你最想知道的是什麼？」
民眾回應說， 他們想了解的是他們的醫生，
因為人們所了解的醫療
是他們自己與醫生之間的個別互動。
那我們就問： 「你想知道關於你醫生的什麼呢？」
他們給了三種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想知道他們的醫生是否稱職，
是否有從事醫療工作的認證。
有些人想確定他們的醫生是公正的，
會依靠證據和科學做出決定，
而不是根據誰付錢。
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
很多人想知道醫生其他的事情。
喬納森，28 歲的法學院學生，
表示他在找能夠接受 「非異性戀患者」，
並且專長於「非異性戀疾病」治療的醫生。
賽琳娜，32 歲的會計師，
表示醫生認同她的價值觀 對她而言很重要，
尤其是涉及生育選擇和女性權利時。
弗蘭克，59 歲的五金行老闆，
甚至不喜歡去看醫生，
他想找的是相信預防優先，
並且能接受另類療法的醫生。
一個接一個的受訪者告訴我們
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親密的，
在讓他們的醫生看到自己的身體
並告訴他們自己最深層的秘密之前，
他們想先了解醫生的價值準則。
僅僅因為醫生需要看他們所有的病人，
並不意味著病人需要去看所有的醫生。
人們想先了解醫生，
他們才可以做出有根據的選擇。
根據這個調查結果，我發起了一個活動，
「我的醫生是誰？」
呼籲醫學界完全透明化。
參與的醫生
自願在一個公共網站上公開，
不僅是關於我們讀哪所醫學院
和我們的醫療專長，
並且公開我們的利益衝突。
我們超越政府在陽光法案中
醫生和藥廠的關係要公開的規定，
我們公布自己的收入來源。
金錢誘因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因為背痛去看醫生，
你也許想知道
他幫你做脊椎手術會賺到五千美元，
而推薦你去看復健師只能賺到 25 美元，
或者不管他推薦哪一種，收入都一樣。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
我們在談到婦女健康、
非異性戀者的健康、另類醫療、
預防保健和臨終決定時 會提出自己的價值觀。
我們對病人宣誓要服務你們，
所以你們有權了解我們。
我們相信這種透明可以治療恐懼症。
我原以為有些醫生會加入我們，有些不會，
但我從沒想到會因此引起強烈反彈。
在「我的醫生是誰」發起的一周內，
醫景 (Medscape) 公共論壇
和一些醫生社團網站
出現上千則關於這個話題的貼文。
這裡有一些例子。
波特蘭的腸胃科醫生說：
「我奉獻了 12 年的生命做奴隸。
我有一些貸款和房貸。
我得靠製藥公司提供午餐 才能服務患者。」
生活在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很困難，
但是你可以試試告訴那些
每年賺三萬五千美元養活一家四口的病人
你需要免費的午餐。
來自夏洛特的一名整形外科醫生說：
「我認為公開收入來源 是侵犯我的隱私。」
「我的病人也不向我公開他們的收入。」
但是病人的收入來源不影響你的健康。
來自紐約市的一名精神科醫生寫道：
「不久後我們就必須公開 我們喜歡貓還是狗、
開哪種車、
用哪種衛生紙。」
你對豐田汽車或者綿柔衛生紙的看法
不會影響病人的健康，
但是你對於婦女選擇權、預防醫學
和臨終決定的觀點，就可能會影響。
我最喜歡的一則是 來自堪薩斯市的心臟科醫生說：
「更多政府強制管理的鳥事？
溫醫生可以回自己的國家去了。」
好的，我有兩個好消息。
首先，這是自願而不是強制的，
其次，我是美國人，我已經在這裡了。
（笑聲）（掌聲）
在一個月之內，我的僱主接到很多來電
要求解僱我。
我在從未公開的住家地址收到
威脅要聯繫醫務委員制裁我的郵件。
我的朋友和家人力勸我放棄這個活動。
在收到炸彈威脅後，我停止了活動。
後來我卻收到來自病人的訊息。
在社交媒體推特聊天室上，
當時我才知道那個網站，
這件事出現在 430 萬人次的版上，
有數千人留言鼓勵我堅持下去。
他們留言說：
「如果醫生在做他們自己都 感到羞恥的事情，
他們就不該繼續做。」
「民選官員必須公開選舉經費明細。
律師必須要公開是否有利益衝突，
為什麼醫生就不行？」
最後，還有很多人留言：
「讓我們這些病人來決定
選醫生要看什麼才重要。」
我們初次嘗試的時候，
超過三百位醫生參與了這項 完全透明的承諾。
很瘋狂的想法，對吧？
其實這個概念根本沒那麼新。
記得山姆醫生嗎？我在中國的醫生，
會說些傻笑話、頭髮很亂的那位。
她是我的醫生，
也是我們的鄰居，
就住在對面。
我和她的女兒上同一所學校。
我和爸媽都很信任她，
因為我們都知道她是誰， 還有她的價值觀點，
她也沒必要向我們隱瞞。
這在上一代的美國也很常見。
你知道你的家庭醫生 有兩個十幾歲的兒子，
他在幾年前戒了煙，
他說他常上教堂做禮拜，
但是你一年才會見到他兩次， 一次在復活節，
一次在他的岳母來探望他時。
你知道他的事情，
他也沒必要向你隱瞞。
但是恐懼症席捲了這一切，
而病人承擔後果。
我也親自體會過。
我媽媽和癌症抗爭了八年。
她是善於計劃的人，
她思考了她要如何活
以及她要如何死。
她不僅簽了臨終醫療指示，
還寫了一份 12 頁的文章敘述 她已經受夠了痛苦，
是她該離開的時候了。
我還是住院醫師的某一天，
接到電話說她在加護病房。
我趕過去的時候，她就快被插管，
而且要接上呼吸機了。
我說：「這不是她要的治療。
我們有她簽的指示文件。」
加護病房的醫生看著我的眼睛，
指著我 16 歲的妹妹，然後說：
「你還記得在你妹妹那般年紀時，
你會要過沒有媽媽的日子嗎？」
她的腫瘤科醫師也在那裡，說道：
「這可是你的母親，
如果你不為她做出任何行動的話，
你真的能在未來的日子裡 坦然面對自己嗎？」
我太了解我母親了。
我很清楚理解她的指示，
但我是一個醫生。
我此生做過最艱難的決定
就是讓她平靜的過世。
我每天都記得
那些醫生對我說的話。
我們可以在病人所需
和醫生所為之間的斷層搭起橋樑。
我們能做到，因為我們做過，
而且我們知道公開透明必將得到信任。
研究告訴我們公開也會幫助醫生，
藉由公開醫療紀錄，
願意討論醫療過失，
就能提升病人對我們的信任感，
改善治療結果，
進而減少醫療疏失。
那份透明，那份信任，
在從關注疾病的傳染 轉為關注疾病的行為模式時，
會更加為重要。
細菌並不關心信任和人際關係，
但是人們面對選擇 攸關性命的生活模式時，
像是在戒煙、
血壓控制和糖尿病控制，
就需要建立彼此的信任。
這裡是其他支持醫療透明化的醫生所說的。
布蘭德．柯布，來自丹佛的內科醫生說：
「這（透明化）縮短了 我和病人之間的距離，
我建立的醫病關係，
是我從事醫療工作的原因。」
艾倫．斯泰普，來自丹佛的內科醫生：
「我告訴我的病人，我對他們完全公開。
我不向他們隱瞞任何事情。
這就是我，告訴我你的故事，
我們一起解決你的問題。」
阮梅，休斯頓的家庭醫師說：
「我的同事對我做的事感到震驚，
他們問我為什麼能如此勇敢。」
我回答：「 這不是勇敢，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而已。」
在此，我留下最後一點讓大家思考。
完全透明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你有一種全身赤裸、
毫無遮掩、脆弱的感覺，
然而那份脆弱感，那份謙遜，
對行醫會有極大的好處。
當醫生願意放下架子，
脫下白袍，
並且向病人展示我們是怎樣的人，
以及醫療是怎樣運作的時候，
這才是我們開始克服恐懼症的開始。
那才是我們建立信任的時候，
那才是我們改變醫療模式的時候，
對我們的病人
從隱藏躲閃，
到完全公開、全心全意的投入。
謝謝。
（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