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过，
我们对移民和难民的恐惧
究竟是根据实情，
还是受媒体操控而产生的？
且让我谈谈我对
媒体、移民和恐惧的经验。
在我十来岁时，父母决定搬家
我不是很喜欢。
我变得退缩，只呆在家里看书，
父母很担心，便鼓励我去面试一个
电台主持人的工作。
我去了，也录取了，但父母很后悔
因为我话变多了。
（笑）
18岁就在空中主持直播
是一件很吓人的事。
我不得不在众人关注之下犯错，
但这也培养了我的人格，很是振奋
我也因此结交毕生好友，学习许多。
我的编辑，教导我正直的重要，
不单单是作为一名记者，而是作为一个人。
我喜欢当电台记者。
五年后，在一个美丽的四月天，
一声狙击枪响，迅速变成了枪林弹雨，
很快地又演变为炮火连天。
才短短几天，人们就无法进出萨拉热窝。
这场围攻持续了1425天，
是现代战史中历时最久的一次。
在战争期间，丧生的萨拉热窝同胞
有11,541名。
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来说，
我的生命毫无价值。
他们从山头攻击萨城，
对他们而言，我变成假想的威胁，
为了那疯狂的民族主义，他们也决定
我和我的城市
都不该继续存在。
我很难跟你们形容
围城时的恐惧－
时时面对狙击枪和炮火的攻击，
没食物，没水，没电
围城的每一天，和那些一同上过课、
一同工作过、深爱过的人比起来，
我越来越不像人了。
我感受到的恐惧非比寻常，
因为那里没有安全的地方。
所以，当你不担心自己时
你替朋友和家人操心。
在波士尼亚，数十万人死于那场战争。
很多人受伤，被强暴、折磨。
我国家有一半的人被驱逐或流离失所。
开战后不久，
由于我是记者、会说英文，
便担任了国际战地记者。
我真的以为，只要我们报道战事，
就能终止18个月以来
地狱般的混乱。
他们帮助我逃离被围攻的萨城，
于是我到了伦敦。
那时，我是个难民，
熬过一切的难民。
但我的整个人生和自我认同都被剥夺了。
慢慢地，我重建新的生活，步入正轨。
在像伦敦这样多元的大都市，
人们都说我看起来不像难民，
他们人真好。
但我会礼貌地问，“难民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们有些尴尬地回答“不知道”
难民应该是什么样子？
真有所谓的“难民长相”吗？
如果你亲自接触过难民或移民，
经验会形成你的看法。
它可以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是的，并非所有难、移民都是好人，
这不是模范选拔。
然而，如果你还没接触过难民或移民，
只从报道上看过，
你所知道的就会是这样：
每天，我们看到的是媒体呈现的
负面报道－源源不绝的难、移民潮
来这里抢我们的饭碗，
占用我们的病床。
老天！我们的边境失控了！
他们来对付我们了！
这现象见怪不怪，
牛津大学移民观察分析了两年内
报纸登载的5万8千篇文章，
共4千300万字。
他们发现，
最常和移民连用的字是
“非法”
2003年，一篇头版标题是这样的：
“寻求庇护者吃天鹅”
该篇报道没有目击证人，
也没有警方记录，
整个故事当然让人困惑。
但由于媒体未受到严格管制，
投诉这类谎报， 不会改善人们对难、移民的负面印象。
所以经过冗长的投诉，
报纸不用道歉，
只需刊登更正启事，
在第41页的某个小角落。
吃天鹅这故事实在受欢迎，
每隔几年就出现一次。
2010年，“寻求庇护者”
已被“东欧移民”取代。
现在，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
一直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却没人质疑。
难、移民的声音几乎没人听到，
恐惧也因此而生。
我们总把社会的各种罪恶怪到移民身上，
难怪大众对移民如此害怕。
民调一再显示，
英国人高估了移民的数量和对社会的影响。
很显然地，政治人物必须处理
人们的这种恐惧，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提供人们
任何保证或实情。
他们的作为，反而加深了这种恐惧，
所以他们说边境控管、
减少移民数量，
他们采取的行动限制了人民权力，
也限制了某些服务的取得。
这么做的结果，
让原本的恐惧越来越严重。
我以我最爱的绝地尤达大师的话
来总结这一切的伤害：
“恐惧通往黑暗，”
“恐惧导致愤怒，愤怒导致憎恨，”
“憎恨导致苦难。”
现在这种状况，让我忧虑
也让我再次觉得失去人性。
我担忧的是，当倡议人士，
比如我自己，
在谈论事实、
解释为何会有移民的原因时，都不受重视。
人们觉得我们中规中矩、天真、情绪化。
在先遣抗议中，我们常听到
"谈论移民问题不算种族歧视"
我也曾这么认为。
谈论移民问题不算种族歧视，
我一直在讲这件事－
我们“怎么”谈论难民和移民
才是重点。
去年四月，意大利船难后不久，
《太阳报》专栏作家，撇开其诋毁用语不说，
把人跟蟑螂相比。
我们为什么要担心这种说法？
这不就是言论自由吗？
提出各种观点、开放争辩？
但这让我忧虑，因为灭绝人性
是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中的第三阶段，
如种族灭绝观察的创办人， 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所分类的那样。
阶段一：分类
将自己与他人区分为“我们”、“他们”。
阶段二：符号化
给不同团体命名或标志， 如“犹太人”，“德国人”
“图西人”，“胡图族人”， “塞尔维亚人”和“波士尼亚人”
阶段一和阶段二不必然导致种族灭绝，
除非它们走向“灭绝人性”。
不单单是对难民和移民，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制造恐慌的词
到底代表什么？
当我们聚精会神在这些假想的恐惧上，
哪些是没讨论到的？
这些缄默，会给我们的民主 造成什么后果？
我不想谈论太多事实，
但是，请容忍我一下。
让我们来看几点事实
這些都是公开的，我们每个人、
记者等，都能在手机上看到。
2015年，有2亿440万人
或说全世界3.3%的人口
没住在出生国。
自1995年以來，这比例成长了2.6%
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容纳过多移民
包括卡塔尔，目前88%的人口都是移民。
事实上，目前无家可归的人有
6600万人，
而他们正活在恐惧中。
事实上，全世界86%的难民
来自开发中国家。
事实上，超过半数的难民未满18周岁。
事实上，约2/3的难民已离家5年以上，
回国机会非常渺茫。
不幸地，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以上事实都很无趣，
对媒体更是如此：
事实毫无张力，正面故事没有卖相。
但让我以记者的身份来说说，
我们能全怪媒体吗？
近几年的历史满是
憎恨、排外和灭绝人性的例子，
这些导致了最残忍的暴行：
大屠杀。 波士尼亚和卢万达的种族灭绝
再往回看一些，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
是在非常稀有的
文件中找到的，
在莎士比亚的手稿里。
最近，它在伦敦展览，
莎士比亚在一部剧的对话写道，
以激动的口吻
替寻求庇护的人争取人道对待，
伦敦当地人指控他们抢饭碗。
那时正是法国胡格诺教派
来到伦敦寻求保护的时候，
西元1600年。
而让我惊讶的
不仅是沙翁的文笔，
我们立场相同，
而是那部剧在当时并未上演，
因为那可能会引起恐慌。
最近，德国《明镜周刊》满腔愤慨
因为有些读者
无来由的指控他们捏造
关于难民的正面故事。
而民调专家发现，只有1/4的德国人
认为媒体对难民的报道是正确的－
对来到德国的难民的教育水平、
妇女和孩童的人数。
那么，我们是否已越界到了黑暗？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为此奋斗，是因为我怀抱希望。
这希望并非源自对人性的盲目信仰，
而是源自我每天遇见的优秀人才，
难民、移民和公民，
他们善意的小举动
给人们带来大改变。
一方面，我无法说服媒体、 让他们改变报道方式，
另一方面，我无法生活在 事实派不上用场的世界。
因此，我决定试试不一样的作法：
有了同事的支持， 我成立了“行动女性奖”
每年在皇家节日音乐厅
我们祝贺有成就的女难民和移民领导，
我们建立一个空间，让她们说自己的故事，
让大家庆祝、认可她们的贡献。
我们也邀请其他女强人 来分享她们的力量，
支持难移民女性、让大众听见她们的声音。
我们表扬正直、报道人物故事
和事实的记者。
我们也庆贺成就卓越的倡议人士，
他们善意的小举动使生活更和谐。
今年，这些倡议人士提出一个挑战，
他们决定用不同的思维
和作法来欢迎难民。
他们认定自己有力量来保护、
有权力来欢迎他人。
他们跑遍全国南北，现在在筹措资金，
就为了资助和安全引渡更多难民。
所以，回到我最初的问题：
我们对移民和难民的了解，
是根据事实而来的吗？
我希望你们不仅正视事实，
也把难民、移民当作人，活生生的人，
当作韧性十足的幸存者、准公民。
我希望你们把自己看作
有力量来保护他们、
有权力来欢迎他们的公民。
只要开始将移民当作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就不会再害怕，
也会有信心组织一切。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