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哈扎拉族人，
我族人的祖国是阿富汗。
和数十万别的哈扎拉孩子一样，
我在父母流亡時出生。
针对哈扎拉族人的持续迫害，
迫使我的父母离开了阿富汗。
这种迫害有很长的历史了， 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阿布杜尔·拉赫曼汗国王统治时期。
他杀害了63%的哈扎拉族人，
用他们的头颅搭建起了尖塔(穆斯林宣礼塔)。
许多哈扎拉族人被卖身为奴，
还有很多逃离了祖国， 到了邻国伊朗和巴基斯坦。
我的父母也逃亡到了巴基斯坦，
并定居在了奎达，我的出生地。
911双子塔袭击过后，
我得到了一个去阿富汗的机会
那是我第一次去，是和外国记者一起
我那时才18岁， 我得到一个翻译员的工作。
四年后，
我觉得足够安全， 所以就搬到阿富汗长期定居了，
我在那里从事纪实摄影工作。
我记录了许多故事。
我记录的重要故事里，
有一个是关于阿富汗跳舞的男孩们。
那个悲惨的故事记录的 是一项可怕的传统。
故事里的那些年轻男孩子，
为军阀和有权有势的男人跳舞。
这些年轻男孩大多是被绑架来 或者是因贫穷被人从他们父母那买来的，
他们被迫成为性奴隶。
这是修库尔。
他在喀布爾被一个军阀绑架后。
被带到另一个省，
在那里他被迫成为 那个军阀和他的朋友的性奴隶。
当这个故事刊登在《华盛顿邮报》时，
我开始收到死亡威胁，
然后我被迫离开阿富汗，
就象以前我父母一样。
带着我的家人，我回到了奎達。
那时的奎达和2005年我离开时 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它曾经是哈扎拉人的和平天堂，
现在它已变成巴基斯坦最危险的城市。
哈扎拉人被限制在两个小区里，
他们在社会，教育和经济方面 都受到排斥。
這是纳迪尔。
我从小就认识他。
有一次，他的小巴士被奎达的恐怖分子伏击， 他也因此受伤了。
后来他不治身亡。
大约1600哈扎拉人
因为各种袭击而死。
另外有大约3000人受伤，
他们许多人终生残废。
针对哈扎拉人社区的攻击愈演愈烈，
所以一点也不意外，很多人都想逃离。
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以外，
澳洲是世界上哈扎拉人最多的 第四个国家。
当要离开巴基斯坦的时候，
澳洲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因为经济关系， 我们只能负担得起一个人离开，
大家决定那个人应该是我。
这样的话，如果我能安全抵达目的地，
我就可以工作赚钱， 然后再把其他人接过去，一家团圆。
我们都清楚风险，
也知道这个旅程多么可怕，
我见过许多人， 他们的挚爱都(这样)死在海里。
要抛下一切，这是个孤注一掷的决定，
没有谁能轻易的做此决定。
假如我能飞到澳洲，那就简单了，
根本都不用超过24小时。
但那时想要拿到签证可是难于登天。
我的旅程长得多，
也复杂得多，
当然也更危险。
我先是飞到泰国，
然后坐车加坐船到马来西亚， 然后到印尼。
我们一路上花钱买通走私者，
大多时间在躲藏，
也随时担心被抓到。
在印尼，我加入了一个寻求庇护者的 7人团体。
我们住在雅加達附近叫做茂物(Bogor)的镇,
挤在同一间房里。
在茂物镇一星期后，
三个我的室友离开了， 去了一个危险的旅程。
我们在两天后得到消息：
一艘超载船只 在前往圣诞岛的途中沉没。
我们发现我们的同伴-- 纳若兹、贾法儿和萨比儿--
也在这艘船上。
只有贾法儿获救。
萨比儿和纳若兹从此失踪。
这个事件让我思考，
我在做的事是对的吗？
我的结论是： 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继续向前。
几个星期后，我们接到人蛇的电话，
告知我们，要搭的船已经准备好， 我们可以开始海上旅程了。
一天晚上我们被带着坐上汽艇，
前往搭乘(去澳洲的)大船。
我们上了一艘已经超载的老旧渔船。
我们总共有93个人，
全都藏在甲板下，
不许到船面上。
我们每个人都付了6000美元，
就为了这一段路。
第一晚和白天很顺利，
但是第二天晚上，天气变了。
海浪翻腾，渔船颠簸， 船身的木条嘎吱作响。
甲板下的人们，哭泣着， 祈祷着，思念着他们的挚爱。
大家都在拼命叫喊。
那是非常可怕的时刻。
像是世界末日的景象，
或像是好莱坞电影里
出现的镜头:一切都在分崩瓦解，
世界正在消亡。
这些都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们陷入了绝望。
我们的船就像火柴盒在水里漂浮，
完全不受控制。
海浪比我们的船高许多，
海水不断的涌入船内， 快过了马达把水泵出去的速度。
我们都失去了信心。
我们想，这是我们的终点了。
我们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死去，
而我一直在记录。
船长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能成功，
我们必须回头。
我们去到甲板上，
把我们的手电筒点亮和熄灭，
希望能吸引其他经过的船的注意。
我们不断尝试 用挥动救生衣和吹口哨来引起注意。
最后，我们到达了一个小岛。
我们的船撞到岩石，
我滑落到水里，
照相机和我记录的一切都没了，
幸运的是，记忆卡并没坏。
(岛上)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我们为下一步怎么走而争吵， 分裂成了好多组，
我们都非常害怕和迷茫。
然后，在海滩上过了一夜后，
我们发现一个码头和椰子。
我们向从附近的度假村过来的一艘船大叫，
然后我们很快就被交给印尼的水警。
在西朗看守所，
一个移民官过来偷偷的 对我们做了脱衣搜身检查。
他拿走我们的手机，我的300美元现金，
还有我们的鞋子以防我们逃走。
但是我们一直观察那些守卫， 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
大概在清晨4点，当他们围坐在火边，
我们取下一扇外窗的两层玻璃，
然后溜了出去。
我们爬到上面布满碎玻璃的 外墙旁边的一棵树，
我们把枕头放在外墙上，
用床单裹住我们的前臂
然后爬出围墙，
我们赤脚逃离那里。
我自由了，
但却前路茫茫，
身无分文。
我仅有的东西是 那个存有相片和录像资料的记忆卡。
当我的记录片 在SBS Dateline 节目播出时，
许多我的朋友才得知我的情况，
他们尝试帮助我。
他们不准我再冒着生命危险搭船。
我也决定留在印尼 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庇护。
但是我也很担心我从此终结在印尼，
许多年无所事事也无法工作，
就象其他的寻求庇护者一样。
但是最后我的境遇有些不同。
我很幸运。
我的熟人想办法请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加速处理了我的案件，
在2013年5月，我被重新安排去了澳洲。
并非每一个寻求庇护者都和我一样幸运。
茫然无措的活着真的很难受。
寻求庇护者的问题，
在澳洲已被极端的政治化，
以至于它已失去了人性的一面。
寻求庇护者们为大众所知的面目 都已经被妖魔化了。
我希望我和其他哈扎拉人的故事，
在某种程度上，能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寻求庇护者)他们在祖国是多么受苦，
他们怎样的历尽磨难，
为何他们会如此不顾性命的寻求庇护。
谢谢。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