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否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不是作为环保倡议者来思考这个问题， 事实上，我对回收利用不抱希望。 我是一名专业的金融政策观察者， 同时也想知道后世将如何评价我们。 将来有一天， 我爷爷的这枚戒指 会传给我儿子查理。 我很想知道我儿子那一代人 和他们的下一代 将如何度过他们的人生。 我的爷爷是位矿工 在他那个年代， 靠燃烧化石燃料获得能源并推动经济发展 是可以接受的。 尽管今天我们知道那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煤炭燃烧会产生温室气体。 但如今， 恐怕我所从事的行业，会被认为 对气候的危害更大—— 以至于我们会背负更重的骂名。 刚刚说过了，我在银行业工作， 而这个行业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永垂史册—— 这场危机将政府的注意力和财政支出 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了， 比如政府在2009年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作出的承诺， 每年调动1000亿美元 帮助发展中国家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转而使用更清洁的能源。 这一承诺早已岌岌可危。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实现能源清洁化 刻不容缓。 首先， 温室气体一旦产生， 会在大气中停留数十年。 其次， 如果今天，发展中国家 使用化石燃料建立电网， 将来再想转变，代价会更为不菲。 因此将来回顾历史， 会发现这场金融危机来得真不凑巧， 对解决气候问题不利。 但我们倒不必过于悲观。 三年前, 我呼吁政府使用 挽救金融系统的工具 来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呼声 并未减弱，而是越来越强。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有些什么样的工具。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 美国和英国的中央银行 开始购买本国政府发行的债券， 这项政策叫做“量化宽松”。 当这些债券到期时， 我们发现，这就是在增印钞票。 印的还真不少。 单单美国就相当于增发了4万亿美元。 而且不单单是美国一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8个成员国， 紧密团结，精诚合作， 相当于增发了2500亿美元的货币—— 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 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增加储备。 当金融危机蔓延至欧洲，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 承诺“不惜一切代价”。 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了。 日本银行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 “不惜一切代价” 来复苏经济。 这两个例子中， 所谓的“代价”就是增发数以万亿计的纸币， 这一政策今天还在继续。 这说明， 在面对某些全球性挑战时， 政策制定者能够在危急时刻集体行动， 剑走偏锋，制定出类似增发货币这样的政策。 好，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问题： 我们可以增发货币用于气候融资吗？ 三年前， 以这样的方式使用资金是一种禁忌。 一旦你的观念被转变， 不再认为钱是有限资源， 政府很快就会就会被人民的需求淹没， 为了各种原因不停增发货币： 教育、医疗、福利—— 甚至国防。 而增发货币会带来可怕后果， 历史上有很多例子—— 当然我指的是滥发货币—— 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回想一下1930年的魏玛共和国， 以及更近一些的，2008年的津巴布韦， 生活必需品，比如面包，价格每天翻番。 但这一切都在引发公众广泛讨论， 以至于现在人们公开讨论增发货币， 在金融媒体上，甚至在某些政治宣言中。 但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讨论并未局限于增发本国货币。 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 我们有特别紧迫的理由， 来增发国际货币， 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应对气候问题。 特别提款权，也就是SD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电子记账单位， 用于政府间的资金转移。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对等式支付网络， 就像比特币一样，只不过用在政府间。 而且它真正具有全球性。 188个成员国都有SDR配额 作为本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它们是国家的财富储备， 可以帮助国家应对货币危机。 正是这全球性的特点， 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9年， 也就是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 增发了2500亿美元—— 因为这是一次全球性的集体行动 一举保护了大大小小的国家，免受冲击。 但接下来， 才是真正耐人寻味的部分。 2009年增发的SDR，其中一大半—— 大约有1500亿美元—— 分配给了发达国家， 但它们中的大部分 并不太需要这些外汇储备， 因为这些国家执行浮动汇率制度。 因此，这些2009年增发的配额，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 并没有太大意义。 直到今天也没有被使用。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 首先， 为什么我们不将这些2009年增发的， 尚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 用来应对气候变化？ 比如， 用这笔钱购买联合国发行的绿色气候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设立于2009年， 依据哥本哈根大会气候协议设立。 其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资金 以支持他们的气候项目。 作为同类基金中最成功的一只， 它已经筹集了近百亿美元。 如果我们能将增发的SDR使用起来， 就可以帮助各国政府回归正途， 实现因金融风暴而拖欠的 每年1000亿美元的承诺。 除此以外—— 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次测试。 如果这么使用SDR不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有理由假设， 如果每五年增发一次SDR， 当然，这也需要发达国家承诺， 将自己得到的配额， 直接转给 绿色气候基金。 这样发行国际货币比发行本国货币 有更多好处。 首先，很明显， 将这笔钱花在应对气候变化上， 对所有人都有益。 没有哪个国家会因为 多印了些钞票而更加得利。 因此大家不用考虑竞争的问题。 也可以这么说， 正因为众多国家一致同意增发SDR， 这件事就不太容易失控。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项全球性的集体行动， 并受全球各国监管， 瞄准的是全球共同利益。 此外， 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货币发行的机制， 任何问题和顾虑，都可以通过规则来排除。 比如说， 可以限制每五年所发行的SDR的总金额， 使其不超过 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5%。 这点很重要， 因为这样会减轻美国的担忧， 他们老担心增发的SDR 会挑战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 在这种体制下，SDR有可能对美元产生的 唯一的影响 就是盗用美元的外号，“绿钞票”。 因为，即使有发行限额的规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依旧会追踪其发行状况-—— 无论是2009年的2500亿—— 还是2014年追加的2000亿。 因此，从理论上说， 发达国家能够为绿色气候基金 贡献价值约3000亿美元 的特别提款权。 金额是该基金目前筹款额的30倍。 而且， 尽管这听起来已经相当可观， 却刚刚才有一点“不惜一切代价”的味道。 想想看，我们可以用这笔钱完成多大的壮举， 举个例子： 在2009年， 挪威承诺，给巴西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只要巴西能达成减少森林砍伐的目标。 这一计划实施十年时间， 已经减少了70%的森林砍伐。 相当于减少了32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让全美国所有的汽车 停驶整整3年。 想象一下， 如果全球再有300个 类似的“按劳取酬”的气候项目， 该是多么棒的一件事。 相当于让整整一代人的车辆停驶。 因此， 不要再纠结我们是否 有经济能力来应对气候变化。 真正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足够关心下一代 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去拯救气候。 毕竟， 我们能够这么做， 我们曾经成功过，我们还将继续努力。 我们必须真的“不惜一切代价去做”。 谢谢大家。 （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