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老一輩對世界的看法
認為現在是一個相當墮落的年代。
看看我們身邊的壞消息， 會有這種看法並不讓人吃驚，
從 ISIS 恐怖組織到社會不公、
政治無能、氣候變化、
英國退出歐盟，等等。
但我要說的是， 這聽起來可能有點怪。
實際上我不贊同這種悲觀的論述，
我想你們應該也別贊同。
請注意，我並不是沒有 注意到這些問題。
我和各位閱讀的 新聞標題都是一樣的。
我不認同標題黨的結論，
說的好像我們都很爛一樣，
因為好像我們都無法解決問題，
而且我們的政府很無能。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
並不是我天生就特別樂觀，
但是媒體持續散布這些負面消息，
把焦點放在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上，
讓我一直很惱怒。
所以幾年前，我決定，
嗯， 我是一名記者，
我在想，我應該去試試我是否可以
藉由採訪世界各地的人民， 讓世界變得更好，
問問他們在面臨巨大的 經濟和政治挑戰時，
是如何解決的。
令我相當震驚的是，
我發現，世界進步的狀況相當驚人，
且經常出現在一些 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而且他們讓我確信 我們巨大的全球性挑戰
也許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不僅理論上可以解決；
而且那些方法已經被試驗過了，
它們的確有效。
而這也為我們其他人帶來了希望。
我會藉由我去過的三個國家
來向各位說明我的看法——
加拿大、印尼和墨西哥——
他們是如何克服 三個似乎不可能解決的問題。
他們的故事很重要，因為裡面包含了 可以解決我們問題的工具，
而且不僅僅可以解決 一些特定的問題，
還可以解決許多其它的問題。
當大多數人現在想到 我的家鄉──加拿大──的時候，
他們能想到加拿大的就是……
寒冷、無聊，但很有禮貌。
他們認為我們說 「對不起 」時的口音很有趣。
這些都是事實。
（笑聲）
「對不起 」。
（笑聲）
但是加拿大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解決了一個
目前很多國家四分五裂的問題：
移民。
思考一下，加拿大是現今世上 最熱情的國家之一，
比起其它移民政策寬鬆的 國家還要熱情。
加拿大的平均移民人數 比法國高出四倍，
而且加拿大在國外出生的居民
是瑞典的兩倍。
同時，加拿大去年接納的
敘利亞難民比美國接納的還多十倍。
（掌聲）
而且現在加拿大還在接收更多難民。
但是，如果你問加拿大人
什麼最讓他們引以為傲，
他們把「多元文化」，
一個在多數地方不受歡迎的詞語，
排在第二，
排名在曲棍球之前，
曲棍球。
（笑聲）
換句話說，當其他國家
拼命製造障礙來 阻擋外來移民的時候，
加拿大人想讓更多的移民進來。
接下來是很有趣的部分。
加拿大不是一直都是這樣的。
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
加拿大都奉行帶有明確 種族色彩的移民政策。
他們把這個政策稱作 「白色加拿大」，
正如你們所見， 他們談的不只有白雪。
那麼過去的加拿大 是如何成為現在的加拿大？
儘管我住在安大略省的母親告訴你，
問題的答案和美德無關。
加拿大人不是天生就比其他人善良。
真正的答案與在 1968 年成為 加拿大領導人的那個人有關。
皮埃爾·特魯多，他也是現任 加拿大總理的父親。
（掌聲）
關於特魯多，首先我們要知道
他不同於以往的加拿大領導人。
他在英文精英長期統治的 國家裡，說的是法語。
他是知識分子，
他甚至有點時髦，
說真的，這傢伙有做瑜伽。
他也跟披頭四一起瞎混。
（笑聲）
就像所有追求時尚的人一樣， 他有時看起來也很令人討厭。
但是他還是完成了
其它國家從未見過的躍進與轉變。
他成功的模式，就我知道， 包括了兩個部分。
第一，加拿大廢除了過去 以種族為標準的老移民規則，
取而代之的是無種族歧視的新規則，
這些規則注重教育、 工作經驗和語言技能。
這些規則顯著增加了
新移民者為國家經濟 做出貢獻的機率。
第二，特魯多制定了世界上第一個
提倡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官方政策，
並提出「多元文化」對加拿大 「國家認同」的重要概念。
接下來的數年中， 渥太華繼續提倡這個概念，
但是同時，普通的加拿大公民
很快就見證到他們身邊 由多元文化所帶來的
經濟與實質效益。
這兩種影響很快結合起來，
創造今日充滿激情、 心智開放的加拿大。
現在讓我們看看另一個國家 和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
伊斯蘭恐怖主義。
1988 年，印尼人民上街抗議，
推翻了長期統治的獨裁者，蘇哈托。
令人相當驚豔的時刻，
但也是可怕的時刻。
印尼擁有 2 億 5 千萬人口，
是世界上最大 以穆斯林信徒為主導的國家。
印尼也很熱，面積很大，難以管治，
它由 1 萬 7 千個島嶼組成，
人們使用將近 1 千種語言。
蘇哈托是位獨裁者，
一位兇惡的獨裁者。
但是他也是一位 做事相當有效率的暴君，
他一直很小心地讓宗教遠離政治。
所以專家們也害怕， 如果沒有他在控制局面，
這個國家會發生動亂，
或是極端的宗教主義者會掌控政權，
然後把印尼變成熱帶版的伊朗。
而這些擔憂，一開始 真的發生在印尼了。
1999 年他們舉辦了 第一次的自由選舉，
伊斯蘭黨派獲得了 36% 的選票，
然後島嶼戰火開始不斷，
成千上萬人因戰亂 和恐怖攻擊而喪生。
然而，從那之後， 印尼發生了重大的轉變。
雖然一般民眾在個人心理層面 變得更加虔誠——
我在近期的一次旅行中， 見到戴頭巾的人
比十年前見到的更多——
但這個國家的政治方向 卻是往另一個方向走。
印尼現在相當民主。
而伊斯蘭政黨卻漸漸地在失去民心，
從 2004 年大概 38% 的高度支持
降到 2014 年 25% 的支持度。
至於恐怖主義，現在更是少見。
儘管有一些印尼人 最近加入了伊斯蘭國，
但數量很少，
以人均比例來看的話，
遠少於比利時。
試想其它以穆斯林為主導的國家，
他們同樣是相對少的。
2014 年我去印尼訪問了現任總統，
他是位聲音柔和的技術官僚， 名叫佐科·維多多。
我問他：「為什麼當許多 穆斯林國家瀕臨滅亡的時候，
印尼卻蒸蒸日上呢？」
他告訴我：「嗯，我們了解到
如果要解決極端主義， 我們得先解決不平等。」
瞧，印尼的宗教政黨， 就像其它類似的政黨一樣，
都是傾向著重在解決貧困 和貪腐之類的問題。
這都是維多多和前幾任 領導人做的事情，
因此伊斯蘭教就沒有發揮的空間。
他們也全力打擊恐怖主義，
但是印尼的民主人士 從過去黑暗的專制年代中
學到了寶貴的經驗，
那就是打壓只會 帶來更多的極端主義。
所以他們很小心地在處理這件事。
他們動用警察來維安， 而不是用軍隊。
他們只有在足夠的證據下 才會抓捕嫌疑人。
他們會舉行公開的審問。
他們甚至讓伊斯蘭教長進入監獄 去勸說伊斯蘭聖戰士，
恐怖主義是違背伊斯蘭主義的。
這些措舉得到了驚人的回報，
創造了一個在 20 年前 人們無法想像的國家。
所以，我會樂觀的原因
不是沒有道理的。
移民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問題 再也不可能無法解決。
現在和我一起進行最後一段旅程，
接下來是去墨西哥。
這三個故事中， 墨西哥是最讓我驚訝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國家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
但是，幾年前，墨西哥做了一些
許多國家，包括法國、印度和美國
做不到的事情。
墨西哥打破了困擾它 多年的政治僵局。
為了了解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需要回到 2000 年，
當時墨西哥終於成為了 一個民主國家。
墨西哥政治家沒利用 剛得到的自由來推動改革。
而是利用它們在做鬥爭，
國會陷入僵局， 而且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
毒品、貧困、犯罪、貪腐——
完全失控。
事態變得非常惡劣， 以至於在 2008 年，
美國國防部發出警告說， 墨西哥政府有垮台的危機。
然後在 2012 年， 這個叫恩里克·潘尼亞·尼托的人
透過某種方式當上了總統。
一開始，潘尼亞幾乎沒有 激勵到人們的信心。
沒錯，他很帥氣，
但是他來自墨西哥腐敗的 老執政黨，革命制度黨，
而且他是一位名聲不太好的花心男。
事實上，他笑起來像個 天真無邪的小男孩，
所以在競舉期間， 女人叫他「小甜心」。
但是這個小甜心 很快就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因為他平息了這個國家
三個政黨的激烈鬥爭。
而且在過去的 18 個月中， 他們一起通過了
一系列難以置信的全面改革措施。
他們開放了墨西哥財團壟斷的事業。
他們把腐化的能源行業給自由化了。
他們重建了每況愈下的學校， 還有很多組織。
為了了解這些成就有多了不起，
試想一下美國國會 正在修正的移民法案、
競選經費改革和銀行系統改革法案。
現在，試想一下，國會 要在同一時間將這些法案通過。
墨西哥辦到了。
不久前，我跟潘尼亞碰面， 我問他，他是如何做到的。
總統給了我一個迷人的微笑——
（笑聲）
然後告訴我一個 簡短的答案：「妥協」。
當然，我追問了更多的細節，
最終得到的更長答案是
「妥協、妥協、再妥協」。
潘尼亞知道他需要儘早建立信任，
所以他在選舉結束後 就開始和反對黨協商。
為了避開特殊利益群體的壓力，
他讓會議以小規模形式秘密舉行，
很多參與者之後告訴我，
正是這種親密關係 加上共享的龍舌蘭酒，
幫助建立了信心。
為了讓所有的決議一致通過，
潘尼亞甚至讓其它黨派的重大議題
比他自己黨派的議題先通過。
正如聖地亞哥·克里爾， 一名反對黨的議員，對我說的：
「你看，我不是說我很特別， 或者某個人很特別，
而是那個團隊， 是那個團隊很特別。」
證據呢？
潘尼亞就職之後，信守承諾，
在經過多年內亂後， 帶領墨西哥第一次向前行。
太棒了。
現在我們知道了這三個國家是如何
克服它們遇到的三個巨大挑戰。
這對它們來說很棒，是不是？
但，這對我們其他人 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嗯，在研究這些國家和 一些其它國家成功經歷的過程中，
比如盧旺達如何在內戰結束後， 讓國家團結起來，
或者是巴西如何縮小了貧富差距，
或者是韓國如何在經濟上 比世界上其它國家
增長得更快、更久。
我有注意到一些共同的現象。
在我說明這些現象之前， 我需要補充一個注意事項。
沒錯，我知道所有的國家 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
所以你不能單純地把 適用於某個國家的措施
套用到另一個國家上， 然後期待這個措施會一樣有效。
具體永久的解決方案 也一樣不可能。
你需要根據環境，來調整這些方案。
也就是說，藉由挖掘 這些故事的精髓，
你絕對可以提煉出 幾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來應用在其它國家、
應用在董事會，
應用在各種情況都行。
第一，擁抱極端。
我們觀察到在所有的故事中，
轉機總是在危機中產生的。
那並不是巧合。
以加拿大為例：當特魯多就職時， 他面臨了兩個危機。
第一，雖然他那地廣、 人口稀少的國家
急需更多的人口，
加拿大比較喜歡的 白色人種輸出地——歐洲，
才剛從二戰中復甦， 人口外移現象已經停止。
另一個問題是，加拿大
法語和英語社群之間的長期冷戰，
當時是相當激烈的。
魁北克當時威脅要退出加拿大，
而且加拿大人實際上 因政治問題也在彼此殘殺。
國家隨時都面臨危機，對吧？
那沒什麼特別的。
但是特魯多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明白加拿大如果要擺脫
長久以來阻礙改革的危機。
加拿大必須打開國門， 因為它別無選擇。
而且加拿大必須重新 定位它的國家認同。
同樣，它也別無選擇。
而這給了特魯多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
讓他可以打破陳規，制定新規。
跟其他英雄一樣，他相當聰明， 所以抓住了這個機會。
第二，不設限的想法有強大的力量。
優秀的問題解決專家 都是實用主義者，
這是他們之間 另一個明顯的相似之處。
他們會從其他地方 找到並偷學最佳的解決方案。
而且他們不會讓細節
比如政黨、意識形態或是 多愁善感的情緒阻礙他們。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印尼的民主人士相當聰明，
他們把伊斯蘭教徒最好的 競選承諾拿來自己用。
他們甚至邀請一些激進人士 加入他們的管理團隊。
那種作法嚇壞了很多 世俗的印尼人士。
但請激進人士來協助管理，
這些人不擅長管理的事實 很快就暴露了，
而且這也讓他們參與了 政治的暗門協商
和每天無關緊要的政治謾罵。
他們的形象因此受損， 而且從未成功挽回。
第三，
有時要取悅所有人。
我知道我剛剛有提到， 危機賦予領導人超乎尋常的自由。
沒錯，但是解決問題需要的 不僅是只有大膽，
也需要表現出克制，
就像那是你當時 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
以特魯多為例：當他就職的時候，
他完全可以優先考慮他的核心選民，
也就是加拿大的法語社區，
他本來只需要取悅一部分人。
同樣，潘尼亞本來也可以用 他的權利持續攻擊反對黨，
就像墨西哥過去的傳統一樣。
但是他選擇接納他的敵人，
同時要求他自己的政黨作出妥協。
特魯多要求每個人放下黨團意識，
放下語言與膚色的隔閡，
把多元文化視為他們 加拿大人典型的國家象徵。
沒有人可以得到他們想要的一切，
但每個人都得到了 剛剛好的協商成果。
在這一刻，你也許在想，
「好的，特普曼，
如果這些方法就如你所說的那麼好，
那麼為什麼沒有更多的 國家採用這些方法呢？」
這些方法並不需要 特殊的能力才能取得。
我的意思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那些領導人也不是超級英雄，
他們無法獨自完成事情，
而且他們都有很多缺陷。
以印尼第一個民主總統，
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為例。
這個人超瞎，
他曾經
在自己的演講中睡著了。
（笑聲）
這是真的。
這告訴我們，真正的阻礙不是能力，
也不是環境。
而是更簡單的事情。
做巨大的改變需要承擔高風險，
而承擔高風險是令人害怕的。
克服那種恐懼需要勇氣，
正如各位所知，
有勇氣的政治家特別少。
但那並不是代表我們選民
不能要求我們的政治領袖變得勇敢。
我的意思是，那就是我們當初 選他們出來的原因，
因為考量到目前世界的處境， 我們真的別無選擇。
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存在的，
但是現在需要由我們
選出足夠勇敢的女性和男性
來找出那些解決方案，
偷學那些方法，
然後讓那些方法奏效。
謝謝。
（掌聲）